世界上第一張紙幣為什麼會誕生在成都?


編者按

公元十世紀,中國成都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張紙幣:交子。這在世界貨幣史上是劃時代的革命性發明,它讓人類貨幣上升為鑄幣的符號與代表信用的紙幣。與1661年瑞典斯德哥爾摩銀行發行的紙幣相比,交子早了六百多年。也就是說,當中國已經進入明朝,西方才出現與中國宋代四川交子性質相似的紙幣。

揚一益二

成都城市人口:「十萬人家」

疆土自秦嶺以南,三峽以西之西南地區,為山嶽地帶,山峻谷深;以成都盆地為唯一廣大平原,加之氣候溫和,物產豐富。成都在地理位置上為中國西南部縱橫數千里之天然的交通、經濟中心,也是中國西南部最重要且恒久之政治軍事中心。

高空俯瞰,巨扇形狀的成都平原,總束扇柄為都江堰,西邊的扇沿為龍門山脈,東邊的扇沿為龍泉山脈。豐腴的成都平原,舒暢於兩大山系的中間,恰似一張翡翠晶瑩的海棠闊葉。

航拍成都平原 圖源來自:視覺中國

西蜀成都是天下的肚臍,時稱錦官城。豐腴、性感,被常年的盆地霧紗包裹得恰到妙處,恰到妙處地遮掩,恰到妙處地炫耀。

宅茲中國,宅茲成都。蜀錦、蜀酒、蜀漆、蜀箋,為成都四樁大宗買賣。西漢揚雄《蜀都賦》曰:「若揮錦布繡,望芒兮無幅,爾乃其人,自造奇錦。滲緣廬中,發文揚彩,轉代無窮。」三國時,蜀相諸葛亮曾說:「決敵之資,唯仰錦耳!」是指蜀錦不僅是蜀國和魏、吳兩國進行商貿的重要商品,也是軍費開支的主要來源。

西蜀四川在唐代就是全國的主要造紙中心。四川生產的黃、白麻紙,為朝廷指定的官方用紙。元代費著的《箋紙譜》記述成都生產的楮紙,「凡公私簿書、契券、圖籍文牒,皆取給於是」。從唐末到五代,四川一直是全國的印刷中心。北宋平蜀,宋朝軍隊在占領成都後,在拉走的各種物資中書籍最多,這是因宋太祖命大臣孫逢吉專程到成都收羅後蜀圖籍,以充實史館之故。

成都的薛濤彩箋,風靡天下,幾乎成為一個商業神話。前蜀宰相詩人兼詞人韋莊有詩句說:「也知價重連城壁,一紙萬金猶不惜。」

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記述:「四川薛濤箋亦芙蓉皮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或當時薛濤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質料也。」

2017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在鼓樓北一街一處工地上挖掘出筆直的土道,造型罕見的一溝雙渠,火燒痕跡明顯的灶台、方形的天井,都保存著曾經熱鬧的生活景象,折射出唐代成都是當時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之一。

晚唐時期,成都人口增加,城區難以容納。高駢為劍南西川節度使,築成都三城之外城,外城如羅裙樣環繞大城,故稱羅城。其區域大體與今成都錦江以內範圍相當,「羅城在城市規模和布局上奠定了現代成都城的基礎。此次考古現場即位於古時的羅城。」

在農耕社會,一座城市繁榮的最重要的標誌是人口。

唐代的成都城究竟有多少戶人家?詩史杜甫於《水檻遣心二首》裡對成都人家,在比較城區與所居草堂時記述:「城中十萬戶,此地二三家。」中唐女詩人薛濤也於元和十三年(818年),向新任成都尹、領劍南西川節度使王播的「上帥」詩時說:「手持雲篆題新榜,十萬人家春日長。」

杜甫與薛濤都一致明確了當時成都城市人口戶數為「十萬人家」,可為今天推測唐時成都人口作為依據。今天學者在《成都通史.大事記》記述:唐貞觀十三年(639年)成都人口達11.7萬戶,74萬餘口,僅次於國都長安,成為全國人口居第二位的城市。

從唐代至五代,由於成都一直處於戰亂之外,為有名的「後花園」,因此一直都為天下富庶之地,維持著「揚一益二」的地位,甚至有時超過揚州的富裕。

在宋代城市商業普遍發展的背景下,成都仍舊是西南地區蜀錦、絹帛、麻布、茶葉、藥材、紙張、書籍貿易的最大集散地。從唐至五代,再至宋,四川成都一直是西南最大的商業中心、手工業中心與金融中心。

唐朝疆域圖

用鐵錢還是用銅錢?

這是一個問題

用鐵錢還是用銅錢?這是一個問題,是困擾北宋立朝後西蜀四川的大問題。

問題矛盾之一,四川本來就缺銅礦。為解決此矛盾,在後蜀孟昶廣政年間就開始鑄鐵錢,不過孟昶穩定鐵錢幣值的辦法,是採用銅錢與銀兩雙本位作為本金,甚至加以絹帛為保證,以確保鐵錢的幣值的穩定,並且所鑄鐵錢相當精工,相工藝與重量幾乎與銅錢一樣。

問題矛盾之二,北宋朝占領成都後,不僅將蜀中的輕貨與重貨「日進」調出,成為宋朝統一的戰略性物質,更是將蜀中的銅錢、金銀裝發運往汴京開封,致使蜀中銅錢更加竭乏。

問題矛盾之三,宋朝立國後,使用銅錢。「太祖初錢,文曰‘宋通元寶’。」而在四川地區卻限用鐵錢,《宋史.食貨》(卷一百八十)記述:「蜀平,聽仍用鐵錢。詔雅州百丈縣置監冶鑄,禁銅錢入兩川。」也就是說,北宋朝各地均使用銅錢,而四川仍舊使用鐵錢。

成都,唐宋時期的地下排水系統

問題矛盾之四,商賈乘機以銅錢牟利,進一步導致鐵錢貶值。當時銅錢與鐵錢的官方匯兌率為「鐵錢十納銅錢一」,「時銅錢已竭,民甚苦之。商賈爭以銅錢入川界與民互市,銅錢一得鐵錢十四。」

問題矛盾之五,亦有地方官員竟混水摸魚,用「月俸所得銅市與民,厚取其直,於是增及三分。民蕭然益苦之,或剜剔佛像,毀器用,盜發古塚,才得銅錢四、五,坐罪者甚眾」。

物價飛漲,鐵錢泛濫,民不聊生。如此眾多的問題與矛盾集合攪殺在一起,最終激起了民變。北宋平蜀二十八年後,終於爆發了遍及川渝的王小波、李順起義。

交子萌芽的氣候

「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為」,這是宋代學者呂祖謙在《歷代制度詳說·錢幣》裡的定論。也就是說,成都交子是民間智慧的結晶。

在北宋太平興國時期,四川已成為鐵錢使用專區了。然而,鐵錢材質沉重,而幣值輕賤。據《宋朝事實》記述:「小鐵錢每貫重六十斤」。淳化二年(991年)《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一)記述:京官宗正少卿趙安易使蜀,親眼所看「見鐵錢,而物價踴貴,市羅一匹,為錢二萬」,重達130斤。也就是說,當時在成都街市買賣交易,所攜鐵錢三五貫以上,就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了。

可以設想一座有人口十萬人家四五十萬人口的大城,一座西南最大的農業中心、手工業中心、商貿中心,整天為沉重的鐵錢所困擾,這真是一個天大的麻煩!

清明上河圖中的北宋社會生活場景之二

那麼如何解決這個如此沉重的問題?民間智慧的結晶「交子」便應運而生了。

任何一種新事物的誕生,都有它的歷史文化成因。成都交子的產生至少要具備三大條件:

其一、發達的商業經濟,活躍的貿易,周轉率高的金融流通;

其二、有商業信用的傳統,及精通金融貨幣流通規則的專家;

其三、精良的紙張與精工的刊刻技術及難以仿造的印刷工藝。

這三個具體的條件因素,互為表裡,必須具備。

「揚一益二」,發達的商貿城市,為交子的誕生提供了金融流通的管道,而成都盛產的楮樹、先進的刊刻技術和印刷工藝,為其提供了技術的支持。

交子誕生的技術支持

交子所需楮紙的材質,起碼應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巨量產出,二是可持續生產。

《天工開物.造皮紙》:「凡楮樹取皮,於春末夏初剝取。樹已老者,就根伐去,以土蓋之,來年再長新條,其皮更美。」

那麼宋代成都平原楮樹最集中產出最多的地方在哪裡呢?文獻上說楮紙主要產於廣都,即今天的成都雙流區,具體的位置應在雙流的牧馬山。

牧馬山屬於成都沖洪積扇狀平原在南向和南西方向的三、四級基座階地之一,高程一般為550—610米,經侵蝕、剝蝕,被切割為數條縱列的長達60公里、寬達25公里的壟崗平台,方圓二百裡,從雙流一直迤邐到新津。

牧馬山屬地雙流。雙流縣原名廣都縣,建置歷史已有兩千多年,古蜀舊史傳說成都是開明舊都,郫縣為杜宇舊都,溫江為柏灌與魚鳧舊都,而雙流則曾是開國第一代蜀王蠶叢舊都,廣都瞿上是其所居地。

秦滅蜀,置廣都。《隋書·地理志》記載「仁壽元年改縣曰雙流」。而雙流之得名,蜀文化專家一般認為極有可能取自晉人左思《蜀都賦》之「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一句。

從空中鳥瞰,牧馬山台地,為成都平原上一座隆起的土阜,肥厚而豐饒。

成都平原地形圖

牧馬山的樹,最常見的是楮樹,俗稱構樹,為成都本地樹種,多依靠鳥糞傳播,遍山遍野地瘋長。因為構樹葉子上布滿細細茸毛,山民習慣拿其樹葉來洗碗擦鍋。構樹,桑科(Moraceae),屬落葉喬木。樹皮平滑呈暗灰色,為造紙原料,隋代已有大量生產。正是這種外形粗糲、豁皮裂乾的構樹,卻在不經意間創造了一段輝煌的貨幣歷史。構樹楮紙最顯赫的時光,就彰顯於北宋時期的「交子」,是成都人讓它成為了中國農耕社會商業資本流通加速器的輕薄型載體。

有了載體,刊刻雕印技術遂有了用武之地。

自唐以來,成都刊刻雕印技術一直領先於其它地區。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雕印及中和二年(882年)樊賞家雕印的歷書,是世界最古的印本歷書,現存倫敦博物館。中和二年歷書雖為殘本,卻保留了「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歷」字樣和中和二年的紀年。它有力地證明,刀法嫻熟的成都工匠,為在北宋初年刊刻製作交子的雕版提供了最可靠的技術保障。

成都的平面設計也是讓世人驚艷的,早在商代就有了「太陽神鳥」的金帛刊刻。在彩色印刷上,風靡中國的是唐代的「薛濤箋」。這都為交子的印刷打下了基礎。然而,交子的印刷工藝,還有一項關鍵技術「水紋」。所謂「水紋」,是指迎光看時顯出簾紋以外發亮的線紋或圖案。在唐宋時期四川就能生產一種叫「蠲紙」的高級皮料水紋紙,其中劍州(今四川劍閣)的「魚子箋」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砑花水紋紙。

萬事具備,在北宋初年,成都民間順風順水地設計印刷出了「私交子」。私交子用紅、黑兩種顏色印刷,以複雜的圖案和秘密記號來達到防偽目的。客戶向交子鋪交納現錢,交子鋪將錢的數量用手工填寫在紙券上發給客戶,這種書寫面額的交子,代替笨重的鐵錢在市面上流通,極大地便利了商民們的交易。

交子的死與生

《宋史.食貨》說:「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唐飛錢。」這說明了交子產生的歷史淵源。「飛錢」是產生於唐代的存款信用憑證票據,最早的交子就是借鑒了「飛錢」的做法。

最初的交子可能是這樣的,外地來成都從事大宗貿易的商戶,往往將大批沉重的鐵錢存放於成都專門進行銅錢與鐵錢交易的某個鋪戶,待需用時再去提現,而雙方的手續憑證,便是「交子」,保管方則提取一定數量的保管費。因此歷史專家推斷最初存款性質的交子可能在北宋太平興國時期就已經在成都產生了。太宗至道元年(995年)至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民間銅錢與鐵錢日益減少,成都坊市上私交子開始在民間流行。此後,信用票據的交子又演化為紙幣性質的交子。據推測,紙幣性質的交子大約產生在995年左右。

由存款憑據的交子進化成為紙幣性質的交子,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必須樹立金融信用。為了獲得更多的金融利潤,吸引更多的存款人與擴大存款金額,成都十六家資金雄厚、商界信譽很高的富豪成立了成都交子聯盟。這個類似現代民間儲備銀行的成都交子聯盟,統一印制出了面額不等的世界第一張紙幣——成都交子。「印文用木屋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隱秘題號,朱墨間錯,以為私記。」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第一張具有防偽功能的紙幣。

交子

實際上,成都私交子在十六戶富豪聯盟經營前,有一個整頓民間散戶交子鋪的階段,即私交子經歷了「民之所自為」到「富民十六戶主之」的過程。這些散戶交子鋪有挪用存款的行為,它們利用暫沒取走的餘款「廣置邸店屋宇、田園寶貨」,以致出現交子持有者不能兌換現錢的情況,「奸弊百出,獄訟乃多」,擾亂了金融秩序。於是成都官府對私交子進行整頓,才將成都交子的發行經營權利有條件地授予了十六戶富豪。成都交子遂從民間地下私交子演變為官方認可的、公開交易的四川流通紙幣。成都交子聯盟,擁有交子兌換權利,後來又進行交子的發行,實際上變成了民間的儲蓄銀行。

此時,作為大宋少有的懂得財政的金融專家,益州成都轉運使(相當於地方財政廳長)薛田是看在眼裡,急在心上,曾「請官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但是沒有被北宋朝廷採用。交子鋪戶發行交子引起的混亂仍舊時有發生。

天禧四年(1020年),能臣寇瑊任益州知府,發布禁令,一方面令交子鋪戶歸還現款,另一方面「誘勸交子戶王昌懿等,令收閉交子鋪,封印卓,更不書放」,「其餘外縣,有交子戶者,並皆訴納,將印卓毀棄訖」,並下令「今後民間,更不得似前日置交子鋪」。至此,在政府行政高壓之下,成都交子聯盟瞬間就土崩瓦解,成都市坊的商民百姓又只得吭哧吭哧地背負著鐵錢來到市場進行交易了。

成都交子被查禁了,成都市坊景象為「自住交子後,來市肆經營買賣寥索。」這是《宋朝事實》(卷十五)的記錄。

民間廢除交子,在蜀中引起強烈不滿,也引起了朝廷關注。北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四月,寇瑊調知鄧州,前益州轉運使薛田又入蜀為官。這次薛田是由知開封府調知益州,他的京官經歷,積綰了許多人脈,深得朝野上下看重。鑒於廢除交子所引起的民沸,薛田與益州轉運使張若谷等人共同商討關於存廢交子的事宜,並制訂出一系列有關交子的具體管理辦法與措施,由薛田領銜上報宋廷,並獲得支持。

北宋天聖二年(1024年),益州成都設置交子務,專門管理官方交子營運,民間不得假造交子。薛田的金融試驗田獲得成功,益州的交子務由於兼有管理金融與發行紙鈔的功能而成為大宋官方的儲蓄銀行,薛田成為世界上主持發行國家法定紙幣的第一人

宋代成都 (微縮場景)

天聖三年(1025年),薛田代表宋廷第二次發行官交子,為保持幣值穩定,又創造性地制定了分界、限額、準備金、新舊相因的官交子發行管理制度。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載:「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益州交子務,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從其議。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

宋人稱交子為「虛錢」,銅錢與鐵錢為「實錢」,為了保證交子所代表的鑄幣面額能兌換同值的鑄幣,分界發行,確定兩年為一界為交子的流通期與兌換期,就避免了發行機構拒絕或拖延兌現弊端,並且又防止了交子在長期流通中造成的票面磨損而引起的麻煩。至於每界準備的本錢「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是為了防止濫發交子引起的通貨膨脹。「新舊相因」,是允許舊交子可換取新交子,從而減少了鐵錢的兌換的支付量。

自此,成都交子按照這一系列規則開始運作,薛田被稱為了「交子之父」。

此文為《看歷史》10月刊原創內容,版權歸看歷史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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