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麥國家利益觀到底高明在哪里?左右逢源的外交智慧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鏡廳論道」

俾斯麥國家利益觀到底高明在哪里?

文/宋偉

摘錄:在俾斯麥的戰略視野中,他認為對於德國而言,它的國家利益應該是維持一個和平有利的國際環境,繼續做到自身的發展,在沒有把握決定性超過英國以及其他歐洲大陸強國的聯合之前,沒有必要去謀求在歐洲擴張領土以及爭奪殖民地。但是很明顯, 隨著威廉二世的上台,德國很快拋棄了俾斯麥的戰略,最終導致德國在一戰中的失敗,乃至失去成為全球性霸權國的可能。

從1862年就任首相,到1890年離職,將近三十年的時間里,鐵血宰相俾斯麥所執掌的普魯士取得了三次王朝戰爭的勝利,德意志帝國取代法國成為除英國以外歐洲大陸上的首要強國。這一輝煌的成就,當然不僅僅是俾斯麥個人的功勞,明君威廉一世的支持同樣至關重要;但是,如果沒有俾斯麥,沒有他高明的國際戰略,這些輝煌的成就並不一定會發生,或許至少會延緩許久。俾斯麥曾經坦言,他所有政策的出發點,都是為了國家利益,而不是自己所在階層。那麼,他的國家利益觀到底高明在哪里?

奧托·馮·俾斯麥

在俾斯麥上台之初,在歐洲的五大列強(英國、法國、俄羅斯、奧地利和普魯士)之中,普魯士無疑是被普遍認為是最弱的。盡管普魯士是拿破侖戰爭的戰勝國之一,但是普魯士在拿破侖戰爭過程中的表現也是搖擺不定、騎牆型的。在《維也納和約》中,普魯士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被拿破侖奪走的普魯士領土由沙俄繼續控制,這無疑是一種赤裸裸的羞辱。而且,作為一個仍為君主掌權的國家,普魯士也面臨著深刻的內部矛盾:由於1848年歐洲革命引發的自由主義政治浪潮並未停息。長期以來,為了減少德意志各邦聯之間的商品流通成本,普魯士一直主張自由貿易。政治上,在普魯士議會內部,反對武力統一的聲音十分高漲,「統一如果不是自由的產物,就既不可靠,也無價值。」

當然,這並不是說,普魯士的崛起只是俾斯麥執政二三十年間的產物。事實上,普魯士幾代國王勵精圖治,通過奧地利繼承戰爭獲得了富饒的西里西亞,然後又在《維也納和約》之後意外獲得了蘊藏有煤礦和鐵礦資源的萊茵區(這可以說是運氣),同時在國內實施了不少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措施,新興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也獲得了一定的發言權。這些都是普魯士能夠做到德意志統一、德意志第二帝國崛起的堅實基礎。

圖為德國統一三大功臣俾斯麥、羅恩、毛奇。

俾斯麥的君主觀

俾斯麥是一個有著堅定德意志民族主義情感的人,一切以國家利益為重。他具有強烈的忠君思想,但是他也曾經說過,他並不排斥議會或者媒體對政府的批評,「應該讓議會和報紙有公開批評政府的可能,以便保護君主,免除女人、野心家和幻想家蒙蔽君主的危險,因為這種蒙蔽會妨礙他看到他那君主職責的全貌、妨礙他避免或改正錯誤。」從這里也可以看出,盡管他忠於君主,但是卻擁護使用各種制約手段來限制君主。

事實上,正如我們在三次王朝戰爭中所看到的,當俾斯麥認為普魯士的國家利益是不能過分壓迫奧地利時,他不惜與威廉一世發生激烈爭執,以自殺相威脅,迫使威廉一世接受了他自己所說的「可恥的和約」。從這個角度來說,俾斯麥有點像唐朝的宰相魏征。但是賢相還需要有明君成全,所以魏征遇到了李世民,而俾斯麥遇到了威廉一世。

威廉一世,德意志帝國第一任皇帝。

現實主義者的抉擇

俾斯麥在國內治理方面的成就,存在很多爭議,但毫無疑問的是,他為德國的崛起爭取到了三十年左右的和平國際環境,這本身就是十分了不起的。在俾斯麥執政時期,經濟社會方面採取了兩個大的措施,總體來講都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但也為後來德國對外政策走向擴張主義埋下了禍根。俾斯麥並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更多的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考慮到當時德國國內容克地主階層仍然勢力強大,在經濟上採取保護主義,在社會領域採取福利主義,這兩者自然可以緩和國內的矛盾,但是從長遠來看卻也是德意志失敗的根本原因,因為俾斯麥無意真正進行現代化的民主政治改革。也就是說,俾斯麥本人期盼一個強大的國家,並且時刻意識到德國的利益在於穩定和發展,以及壓制法國,而不是對外擴張,這種國家利益的判斷是完全沒有問題。出問題的地方在於,他無力從根本上做到德國的政治現代化。

在德國統一完成之前,普魯士是強烈主張自由貿易的,畢竟當時德意志分散成為諸多的邦國,彼此之間關稅壁壘非常多。主張自由貿易,當然有利於發揮普魯士的比較優勢。1818年開始,普魯士就已經實施了自由貿易,進口原料免稅,只對工業品輸入征收10%的進口稅和消費稅,殖民地產品征收20%-30%的進口稅和消費稅,這與奉行保護主義的奧地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大大增強了普魯士對於德意志諸邦的影響力。到了19世紀30年代,普魯士與其他各邦之間所建立的德意志關稅同盟(1834年1月生效)已經做到了制度上的經濟一體化。一個巨大的德意志國內市場逐步建立起來。

不過,俾斯麥上台之後,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德國的經濟政策逐步傾向保護主義,形成了所謂的「鋼鐵與黑麥的同盟」。這里面主要的問題就是德國的容克地主階層日益受到來自俄羅斯和美國的農業生產者的衝擊。而對於俾斯麥來說,他採取保護主義的政策,不僅是因為他出身於容克地主階層,而是從農業的重要性出發,「如果說我曾維護過地產,那絕不是為了與我同一等級的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是因為我把農業的衰落看作是影響我們國家生存的最大危險之一。」

俄國近30%的進口來自德國,而其近30%的出口也流向了德國。而俄羅斯向德國出口物主要就是農產品,因此經濟關係一度是俾斯麥歐洲大陸體系中確保德俄關係的重要基礎。俾斯麥對此不可能不了解。但盡管關稅保護政策會影響到他一直小心翼翼維護的與俄國的關係,俾斯麥還是這麼做了。他這麼做,大概基於兩方面的原因:第一,農業乃立國之本,關係到國家之生存,也是工業製造業的重要原料來源;第二,通過保護容克地主階層,讓他們與新興的工業資產階級緩和矛盾,建立所謂的「鋼鐵與黑麥的同盟」,從而確保德國國內的穩定。

1878年俾斯麥出席柏林會議斡旋奧俄關係。

俾斯麥本人確實反感左翼自由主義運動,但也說不上多麼憎恨或者仇視。在他所主管制定的憲法中,德國的成年男子獲得了一人一票選舉帝國議員的權利,盡管帝國議會的實際權力非常有限。俾斯麥推動了《反社會黨人法》,但這一法案僅僅是限制社會民主黨開展工人運動,代表工人的社民黨仍然是議會黨派,並且後來成為德國第一大黨。從1883年開始,俾斯麥政府開始在歐洲率先推行社會保障制度,以《疾病保險法》《意外災難保險法》和《殘疾和老年保險法》三大法案為核心的社會保險體系建立起來,雇員、雇主和國家共同承擔社會保障負擔,從而出現了現代福利國家的雛形。

俾斯麥所做的這一切,本質上都是出於維護一個國家的穩定和發展,但所採取的措施是緩和矛盾而不是解決矛盾。從短期的角度來說,這有利於維護當時的德國的國家利益,畢竟最危險的外部敵人仍然存在,打壓法國是德國的戰略利益;而從長期的角度來看,它並不能解決德國國內的矛盾,導致維持現狀的難度越來越大,最後甚至促成了俾斯麥本人的下台,同時在外部惡化了德國與沙俄的關係,將其推到了法國一邊。

1890年代的漫畫:威廉二世目送俾斯麥的下台(資料圖)。

當然,想要俾斯麥超越他自身的這些局限恐怕也是過於強人所難了。在他那里,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德國,才是維護國家利益的有效方式,一旦因為改革而陷入國內動蕩,恐怕是不可承受之重。但其實,以他的威望,經受一定的動蕩代價進行國內改革,削弱容克地主階層,形成一個他起初所設想的「大眾聯盟」,加強與沙俄的經濟聯繫,未必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當然, 這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太難。

克制:左右逢源的外交智慧

相比爭議較多的國內治理,俾斯麥對於德國外交戰略的高超謀劃更能體現他的國家利益觀的高明之處。19世紀,英國已經成為海上的霸權國,也是世界工廠,經濟力量同樣遠超其他大國。而德國作為一個崛起相對比較晚的國家,直到1871年才完成統一,這就意味著,它的崛起環境必然十分不利。因為德國的統一,一定會導致歐洲大陸原有地緣政治格局的巨大變動。在之前,德意志一共是有著23個邦國的松散政治聯合體,普魯士只是歐洲五強中最弱的一個。而德國的統一,意味著奧地利徹底淪為二流國家,而德國成為有可能和其他大國一爭歐洲大陸霸權地位的國家了。

歐洲各國

因此,在俾斯麥的戰略思維中,他充分意識到德國崛起的艱難,尤其是西面法國、東面俄羅斯、北面英國這種不利的地緣政治處境。俾斯麥認為,德國的崛起不能過於鋒芒畢露,一定要有克制。這種克制,目的是安撫英國、奧地利和俄羅斯,甚至包括法國,不讓德國的崛起使其自身成為眾矢之的。對於德國而言,它的國家利益應該是維持一個和平有利的國際環境,繼續做到自身的發展,在沒有把握決定性贏過英國以及其他歐洲大陸強國的聯合之前,沒有必要去謀求在歐洲擴張領土以及爭奪殖民地。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國家利益界定,原因在於:首先,德國雖然正在強大,但是它並沒有已經強大到可以為所欲為的程度;其次,俾斯麥清楚認識到,諸如殖民地、勢力範圍等,本質上沒有多大的價值,並不是國家崛起的必要條件,不介入到英俄法的殖民地爭奪只會讓德國處於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最後,割走阿爾薩斯和洛林,在凡爾賽宮為德皇加冕,固然獲得了表面上的巨大利益,卻也讓法國成為德國的死敵。而法國雖然單憑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完全擊敗德國,但是只要沙俄或者英國倒向法國,那麼德國的處境就極其不利了。也就是說,在狂熱的民族主義驅使下,俾斯麥也不能阻止從法國割地、在法國王宮加冕這樣的愚蠢舉動,但是他清醒地意識到,在這樣的條件下,德國的戰略利益一定是想盡辦法壓制法國、孤立法國。

德意志帝國皇帝威廉一世鏡廳加冕圖(局部)。

事實上,在俾斯麥的堅持下,在德國統一的三次戰爭中,其中前兩次(普魯士和丹麥的戰爭,以及普魯士和奧地利的戰爭),德國在戰爭勝利後都表現得極為克制。前面也已經提到,威廉一世認為與奧地利的和約是「可恥的和約」,但是俾斯麥以自殺相威脅最終以寬大的形式結束了戰爭。根據和約,奧地利完全退出舊的北德意志聯邦。而普魯士則有權建立以它為首的北德意志聯邦;奧地利把它對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德國16個州中最北面的一個州)的管理權全部讓給普魯士,並給予戰爭賠款。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本來就是通過普丹戰爭中從丹麥手中搶過來的。普魯士獲得的利益主要是讓奧地利退出了德意志統一進程的競爭,並沒有其他重大的損失。因此,沒過多久,德國和奧匈帝國又重新結盟了,這與普法戰爭的結果明顯不同。

在德國完成統一後,俾斯麥非常清醒地認識到了周邊國家對新崛起的德國的恐懼,而這種恐懼很可能導致它們與法國走到一起。因此,他花了十分巨大的氣力,建造了一個十分複雜的歐洲體系,試圖把法國孤立起來。從三皇同盟到地中海協定,再到《再保險條約》,俾斯麥利用大國之間在殖民地爭奪中的種種矛盾,把德國設定為中間人、協調人的角色,通過公開條約和秘密外交,鞏固了與英國、沙俄、奧匈帝國的關係,甚至連羅馬尼亞這樣的小國也依附進來。

對於德國來說,最重要的任務是阻止形成反德聯盟,建立孤立法國的聯盟。如果德國把英國當成主要對手的話,那麼就會面臨霸權國和法國的聯手,這無疑是自取滅亡的做法。因此,俾斯麥十分謹慎地處理與英國之間的關係,在殖民地問題上保持相當的克制,絕不挑戰英國的核心利益。他曾經說過,「與索爾茲伯里勛爵的友誼比二十塊泥糊的殖民地要有價值得多。」在俾斯麥的努力下,構建了一個英德友好、俄德奧三皇同盟以及英意奧《地中海協定》等為核心的孤立法國的大陸體系。

索爾茲伯里侯爵,英國政治家,保守黨領袖,曾經三度出任英國首相。

對於德國來說,不管它首要的敵人是英國還是法國,它都一定不能惡化同俄國的關係,否則就會陷入兩面作戰的困境。在俾斯麥時期,他總是努力促成俄奧合作,擔心兩者矛盾激化而導致法俄結盟。他盡力維持與俄國的關係,簽訂了《再保險條約》,但他剛剛下台,威廉二世政府就決定不再續約。

因此,總結起來看,如果說俾斯麥的國家利益觀有什麼高明之處的話,無疑在於:清醒地認識到本國的實力限制,確定合理的整體國家利益目標。作為一個整體,統一後、崛起之勢非常明顯的德國,其周邊環境不是在好轉而是在惡化,因為英國、沙俄這樣的強國可能第一次真正把它作為對手來看待。在這種條件下,一定要十分謙虛謹慎、確定合理的國家整體目標,不被個別利益集團所綁架。俾斯麥認識到了這一點,即堅決地在統一戰爭中不去過分傷害奧地利、戰後不去擴張領土和爭奪殖民地,只把最重要的外交戰略目標限定在打壓法國、孤立法國,這無疑是十分高明的。在他的努力下,德國沒有受到外部大國的干涉,順利地完成統一,並且獲得了三十多年的「國際戰略機遇期」。

興登堡(左一)與威廉二世(中)。

致命的錯誤

不過,隨著威廉二世的上台,德國很快拋棄了俾斯麥的高明戰略,主張所謂的「世界政策」,希望德國謀求更高的目標。這一目標無疑是直接挑戰英國的老大地位。威廉二世認為,德國經濟正在趕超英國,因此現有的國際秩序對德國來說是不公平的,「我們也要爭奪陽光下的地盤」。如果此時德國的實力已經足以擊敗英國及其盟友,那麼威廉二世的外交戰略或許還是理性的。但情況顯然並非如此。英國的總體經濟實力仍然超過德國,倫敦仍然是國際金融中心。即便是德國具有更強的先進工業能力,但是如果比較德奧同盟國集團和英法俄三國協約國集團,協約國實力仍然明顯超過同盟國。因此,盡管德國的工業和軍事動員能力在戰爭初期具有優勢,但總的來看它並不具備足以擊敗英國及其盟友的實力。

在1892年法俄已經建立軍事同盟的前提下,德國的首要戰略目標應該是聯合英國,至少是阻止英國與法俄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乃至結盟。但很顯然,威廉二世的外交戰略完全走錯了方向。他的一系列政策——擴張海軍、爭奪殖民地、不願意在東亞支持英國對抗俄國等——都激怒了英國或者使其感到失望。盡管英德在十九世紀末有過幾次談判,但德國方面都不願意給出讓英國方面願意結盟的足夠支持,相反還試圖從英國「壓榨」更多的好處,例如利用英俄矛盾獲得太平洋上薩摩亞群島的兩個小島。威廉二世的聯英努力顯然半心半意。這部分源於傲慢,部分源於無知。

俾斯麥下台後,德國的國內經濟、軍事力量仍然在迅速增長,國內治理並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但是國內治理的深層矛盾仍然在積累,加上外交戰略的致命失誤,使得德國在一戰中最終失敗。德國的失敗,並不是完全是軍事戰敗,而是因為德國人民的起義。德國本土並沒有受到戰火的波及,甚至還占領著大片領土,普遍的預言是德國將取得戰爭的勝利。如果威廉二世能夠繼續俾斯麥的戰略,延長德國的戰略機遇期,深化國內改革,那麼德國崛起成為歐洲大陸乃至全球性的霸權國都是有可能的。那麼他將超越俾斯麥,成為比他父親威廉一世更為偉大的一代君王。(文/宋偉;編輯/豆姑娘;相關配圖來自網路。)

作者介紹

宋偉,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97年進入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讀本科,本科、碩士、博士都在北京大學完成,博士期間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2007年獲得北京大學和早稻田大學雙博士學位。2007年起留校任教,先後擔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講師、副教授。2015年8月經人才引進到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工作,擔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從本科時期起就在國內頂級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到目前為止,已經發表專著兩部,學術論文五十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