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名城不敵一座火車站,被反復碾壓後,只能向莊哥認慫


文/師興

該內容為騰訊獨家合作內容,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即使沒聽說過正定,也聽說過保定。」這就是大多數人對於正定,乃至所有河北城市的認知。

若不是通過新機場和「抖音」刷個臉,正定恐怕仍在默默無聞,至少不會如現在這般混個臉熟。特別是隔壁的石家莊因一座火車站而在雄起為「河北一哥」時,正定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瞬間灰飛煙滅。

正太鐵路全圖

載於1933年《正太鐵路接收紀念刊》

清末,政府計劃修建正太鐵路(正定府~太原府),但因財政問題,將本應設在滹沱河北岸的起點——正定府城,轉而改為河南岸一處不知名的小村莊——石家莊。

此後,「莊」的光芒日漸強大,以致發展成為今日之「國際莊」,昔日的「府城」卻被地位碾壓得如灰飛煙滅,屈身為石家莊管轄的縣城。在隨後的百年間,正定的發展又遭周邊城市反復碾壓,如今已是佛系一般地存在了。

身處燕趙大地,一塊普通的石頭都可能歷經千百年的硝煙。如今,正定是日韓及大陸港澳台遊客較熱衷的目的地,特別是古建、壁畫和雕塑的研究人員或發燒友,因為正定這個不大的縣城塔廟立林,幾乎匯集了唐宋建築藝術遺跡。

正定隆興寺摩尼殿壁畫《西方勝景圖》

歷經岸谷之變,反而不悲不喜,正定的佛系性格倒是對得起立林於這小小縣城內的無數浮屠。正定的佛系性格到底如何養成?為何唐宋藝術精華會選擇棲身在這縣城?答案都藏在正定的歷史中。

鮮虞和中山

1

春秋時期(前770年),居住在今河北省境內的白狄族人(姬姓)以正定為中心,建立鮮虞國,國都新市(今新城鋪)。周敬王三十一年(公元前489年),鮮虞國被晉國所滅,此地屬晉國管轄。戰國初期(公元前475年),鮮虞人在這一帶建立了中山國,在此設東垣邑。趙惠文王三年(前296年)中山國被趙國所滅,屬趙。

這是目前官方最流行的正定文明起源之說,從鮮虞國到中山國,看似行雲流水的歷史描述實則疑點重重。關於鮮虞,目前可查的最早文獻為《國語·鄭語》,其記載鄭桓公任司徒與史伯論及周室興衰時,有如下文字記錄:

桓公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餘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

可見,鮮虞為早在西周時期就出現的民族,屬華夏之外的夷狄之族,且有別於狄。

史書對鮮虞的記錄自春秋時期增多,但概念較為籠統,如《左傳·昭公十二年》杜註:「鮮虞,白狄別種。」對此,史學界存在一種聲音:「鮮虞並非白狄,姬姓。」而楊士勛(《四庫總目提要》推斷為唐太宗貞觀中期時人)註疏《谷梁傳》時引的《世本》(據稱由先秦或漢代史官修撰)也說:「鮮虞,姬姓,白狄也。」

因為不同古籍中說法不同,鮮虞國之源存在諸多可能性。

就鮮虞人建立中山國一事,史學界同樣存在爭議。

中山國,因央視於2018年拍攝的紀錄片《中山國》而走近大眾視野,紀錄片對於中山國的建立作如下介紹:

中山國先民是春秋早期北方遊牧民族白狄鮮虞人,他們在華夏諸侯兼並戰爭中跨越太行山,東遷至今天河北中部平原,建立鮮虞聯盟。春秋晚期,他們在太行山東麓構築中人城,創立中山國。中山後來被晉國攻占,中山文公被扶立為「傀儡」國君。文公是「中山三器」銘文記載的中山國歷史中的第一位國君。

這位中山文公,見於「中山三器」,即20世紀70年代在河北平山發掘出的古中山國的三件文物,分別是中山王鼎、中山王圓壺和中山王方壺。但中山文公鮮見於文獻,關於中山國的族源,文獻記載更是稀少。

盡管中山國的史料信息很微弱,但從公元前555年到公元前450年這一百來年間,其身影若隱若現地遊蕩於中原。當前史學界對於中山國有多種認識,以下兩種說法最流行:1、中山國為鮮虞人的延續(等同官方說法);2、兩者非同源,中山國可能為周室所封,可能為遊牧民族建立。

中山國版圖

盡管種種疑點難被解釋,但不影響後世對中山國的追頌。在位於石家莊的河北博物館中,為中山國特設的《戰國雄風——古中山國》已是館內常展,內含中山國帶有鮮明遊牧民族風格的禮器、武器、日用器具、裝飾品、明器等眾多文物精品。

可以想像,流經正定的滹沱河兩岸土地肥美,適於農牧,具有冶煉優勢,便於製造武器,所以無論鮮虞國還是中山國,都能在短時間內發展壯大,抗衡於周邊列國。

真假趙雲

2

正定在秦時屬鉅鹿郡東垣縣,漢時漢高祖劉邦平定東垣,改名真定,一直為兵家必爭之地。到了三國時期,正定為當時魏國常山郡真定縣。在群雄並起的時代,正定就成為傳奇人物的搖籃,趙雲就是代表之一。

《三國演義》是戰爭情節最多的四大名著,經典人物無數。《三國演義》中有一句著名的經典台詞:「吾乃常山趙子龍是也。」戰場上,此言一出,此人一亮相,戰局勝負立定,再無懸念。

可以說,趙雲這位三國人物,從過去的戲劇和評書到今天的影視作品,被各種藝術形式演繹得淋漓盡致。雖然外在形象不同,但其始終被詮釋為忠義精神的代表,「常勝將軍」的稱號更是為他量身塑造了一個戰神形象。

我乃石家莊趙子龍也

毫無疑問,後世文學及文藝作品深受《三國演義》影響,趙雲單騎救主的英雄氣魄被一代又一代尊崇。可見,偉大名著對一個人的讚美,可以令其高大的形象得到永久性固化。

不過,欲研究三國歷史,《三國志》的真實程度高於《三國演義》。正史記載的趙雲仕途很順利,但在祁山之戰中因以弱敵強而敗退,後被貶為鎮軍將軍,而後就是辭世。趙雲本人在離世前並未做出太大業績,也沒有太顯赫的戰績,最後壽終正寢。

然而可以肯定,趙雲是一位忠心之人,且具有尚武精神,在爾虞我詐的三國時代,這種精神的確可貴,如此看來,趙雲的偶像塑造不足為奇。

時至今日,正定最富盛名的美食—正定八大碗,據說也是由趙雲的勞軍宴演變而來。相傳,趙雲領兵打了勝仗後,常用四大碗肉菜和四大碗素菜犒勞將士。

正定八大碗

不僅如此,正定還在近年新建趙雲廟,強化英雄故里的文化效應,更是將區域內的著名建築以「子龍」命名,如子龍廣場和子龍大橋,甚至還有以「子龍」命名的學校和酒廠。

十六國北朝的城池升級

3

從三國分立到西晉統一;從東晉十六國抗衡到南北朝對峙,這近四百年的時期極不太平。局勢動蕩、戰爭頻發,屬兵家必爭之地的正定地區在這一時期尤甚。

因滹沱河北兩岸地勢平緩,無天然防禦優勢,必須要修建人工防禦,即最初的城池雛形。正定城池的歷史,可以追溯至東晉十六國時期,最初是前燕大將慕容恪為攻打冉閔時所建的安樂壘。

經過從前燕到北魏近五十年演變,安樂壘的規模日趨完善。有一種說法:安樂壘在這一時期從以軍事防禦為主防禦設施演化成為一座軍民同住的壘城。這樣,相對完善的防禦和城市基礎令魏道武帝決定將其建設為一個行政城市,加之它「安樂」的美好寓意,終將當時常山郡治所移置到安樂壘。

到了北周時期,安樂壘已被各種戰事與水患折磨得遍體鱗傷。北周宣政元年,正定地區被設置為恒州治所常山縣。北周對新設置的恒州治所常山城進行了城牆改造,將土築幹打壘的城牆改建成石城牆,不但加強了正定的軍事防禦功能,增強對抵禦滹沱河水患的能力,也為隋唐時期恒州的城建設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對此段歷史,編纂於清光緒元年的《正定縣志》中有如下記載:

…晉移常山郡城於此,後魏遷郡治安樂壘,後周復治正定俱建石城。

正定北門

梁思成攝於1933年

如今,正定城牆和四座擁有靚麗名字的城門(東為迎旭,西為鎮遠,北為永安,南為長樂)依舊在迎接八方來客。雖然我們如今可見的城牆為明代遺跡,但仍保留著北周時期的基本規制,供今人憑吊。

新修繕的正定城牆

敦煌壁畫里的佛國

4

關於一個地方的影像出現在千里之外的另一個地方,這在信息技術發達今天不是新鮮事,但若發生於距今一千餘年之前的五代時期,可謂極為罕見,而且這另一個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敦煌。

敦煌是世界佛教的聖地,敦煌莫高窟是享譽世界的文化遺產,曾在唐代達到頂峰。敦煌莫高窟61窟開鑿於五代時期,其中一幅壁畫《五台山圖》,描繪的是隋唐時期五台山及周邊河北道鎮州的名勝,而鎮州就是今日之正定。

莫高窟61窟壁畫《五台山圖》

莫高窟61窟壁畫《五台山圖》局部

河北道鎮州(今正定)

敦煌是唐代重鎮,莫高窟是當時的佛教聖地,五台山的佛教又在唐代是達到高峰,香火極其旺盛。當正定的地理與人文元素與五台山一同出現在敦煌莫高窟中,展現的正是唐代佛教鼎盛時期的最經典場景,正定對於唐代佛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有言道:「一座正定城,半部佛教史。」塔寺林立的正定幾近匯集了大陸隋、唐、宋等佛教建築和藝術精華,舉世罕見。

佛教自西漢時期由西域進入中土,在硝煙紛飛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穩穩紮根。北朝時期的皇帝大多信奉並宣揚佛教,大量佛典在此時傳入。對於承擔防禦功能的正定,佛教思想適合安撫軍心和民心,於是順利在此生根衍息,直至隋唐時期,正定佛寺多達百餘座。

此外,佛教的興盛與其自身的漢化不無關係。從漢至唐,佛教在中土的發展自懵懂漸入鼎盛。由於接受者的智慧、根性和福德不一,加之生存年代與地域環境的存在差異,接受者對於所化認識和修行承擔存在偏好差異,逐漸建立佛教的分支派別,各自尋找求達「覺悟」的方法和歷程,而佛教漢化的過程又使派別日趨複雜化。

至唐朝,中土佛教基本形成性、相、台、賢、禪、淨、律、密的八大宗派格局。其中,最為公眾所熟知的就是禪宗。

禪宗為印度高僧菩提達摩自南北朝時傳入中土,菩提達摩傳法神光慧可,被譽為中土一祖,亦稱「達摩祖師」,而後歷經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到五祖弘忍時,禪宗分為南北兩宗,北宗神秀主張漸修,短暫繁盛後便銷聲匿跡;南宗惠能主張頓悟,以文句簡單的《金剛經》義代替了《楞伽經》,其目的在於擺脫名相煩瑣的思想束縛,而簡潔明了求得開悟。

南宗慧能一個著名的四句偈——《菩提偈》,禪意深遠,朗朗上口,流傳至今。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達摩祖師

六祖慧能真身

至此,禪宗被弘揚光大,慧能被譽為六祖。在南宗六祖慧能的弟子中,出現南嶽懷讓和青原行思兩大支系,而後由這兩大支系又生成五宗,即臨濟宗、曹洞宗、溈仰宗、雲門宗和法相宗。其中,臨濟宗的發揚地就在正定。

臨濟宗的鼻祖是六祖慧能的六世法孫——義玄法師。晚唐時,義玄法師從江西黃檗來到鎮州臨濟院(今臨濟寺),而後採用了「三玄要、四賓主、四料簡、四照用」等一系列禪宗新的理論和接引學佛人的方法創立臨濟宗,其禪風峻烈,以棒喝著稱,令人頓悟成佛。

臨濟義玄法師

臨濟寺,隨著臨濟宗的傳播聲名遠揚,至宋以後,臨濟宗由來此參師求學的日本僧侶帶回,使其在日本發揚光大。時至今日,臨濟寺為日本臨濟宗之祖庭,香火不斷。

實際上,臨濟寺的歷史比臨濟宗還久遠。據《正定縣志》記載:

臨濟寺,東魏興和二年建,在城東南二里許臨濟村。

如今,臨濟寺仍保留有義玄法師的衣缽塔——澄靈塔,為實心密簷八角九級塔。遠遠望去,澄靈塔形貌青幽,俗稱「青塔」。1933年,大陸建築大師梁思成先生帶領中國營造學社於來正定考察澄靈塔後稱其「清晰秀麗,可算塔中上品」。

臨濟寺澄靈塔

義玄法師為何會在晚唐時選擇北上千里來到正定?其實這並非偶然事件,而與晚唐的政治格局有關。正是此政治格局,奠定了正定在佛教及佛教相關建築藝術等領域的地位基礎。

藩鎮是佛陀的避難所

5

從初唐到中唐,正定在佛教的浸潤下成為香火彌漫之城,而身處重要的戰略位置又使其得到良好的軍備建設,以致「雄盛冠於河北」。不過,正定得到建設投入最大的時卻是在晚唐,其根源為眾所周知的「安史之亂」——導致唐朝由盛及衰的嘩變。

「安史之亂」由唐朝將領安祿山與史思明挑起,與大唐爭奪政權。當時,安祿山的義子張忠志坐鎮正定。不料,這位義子居然在危機時刻安祿山和史思明,並兵卒五萬人「起義投誠」。而後,張忠志因「軍功」獲賜皇姓,改名「李寶臣」,出任成德軍節度使。

不過,戰後唐朝因國力空虛、人口減少等原因無力進行中央集權,李寶臣也沒有效忠政府的真意,於是他重兵在握,分裂一方,開啟了成德軍長達百年的獨立自治,這就是唐朝「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的縮影。

作為節度使治所所在地,正定迅速升級為河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加之因水患重新修築的城牆易守難攻,幾近形成獨立王國,得到全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關於李寶臣的痕跡,如今在正定依舊可見,最著名的就是風動碑。風動碑,又稱《大唐清河郡王紀功載政之頌碑》,乃李寶臣為了歌頌自己疏導滹沱河水患、免民眾苛稅之苦、實行安民政策的功績所立。

這是一塊近六米高的石碑,按唐朝度量衡制約合二十尺。關於立碑,《唐六典》卷四《尚書禮部》有記載:

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不過九尺。

風動碑老照片

風動碑(局部)

20世紀50年代加蓋的碑亭

可見,唐朝石碑常以螭龍雕飾碑首,以贔屃為碑座,五品以上官員立碑,碑座上不得超過九尺,而李寶臣這座石碑近二十尺,完全超越規制,說明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下的唐朝政府對河北地區無任何約束力。正因如此,正定在八十年後的會昌法難中保全了佛法。

安史之亂八十餘年後,唐武宗李炎發起了一場全國規模的滅佛運動,即「會昌法難」,中土寺院幾乎遭到滅頂之災,而正定因時任節度使王元逵信佛崇道,寺院得以保留,才有傳承至今的遺址。

對於大批高僧而言,河北成為理想避難所,義玄法師即因此來到正定臨濟寺。會昌法難時值日本高僧圓仁東渡參學,其《入唐求法巡禮記》記錄了他自趙州北上正定,由進香道前往五台山的所見所聞。那時,正定佛寺林立香火興盛,十分符合莫高窟61窟壁畫《五台山圖》之盛況。

趙匡胤的千手千眼觀音

6

正定處處有歷史。與臨濟寺一街之隔的開元寺內有一座國內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大型殘碑,於公元2000年出土於正定縣府前街。

此殘碑為巨型贔屃碑座(長8.4米、寬3.2米、高2.6米、重約107噸),連同周圍散落的部分碑體,以及碩大的盤龍石刻碑首,出土時轟動全國,後移至開元寺內。據史學家考證,這是五代時後晉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的功德碑,因後晉高祖石敬瑭向契丹稱臣並割讓燕雲十六州,安重榮起兵造反,但兵敗身死,石碑隨之被毀後深埋地下。

巨型贔屃碑座

安重榮兵敗,燕雲十六州割讓於契丹人,使中土大地缺失天然防護屏障,直接暴露在遊牧民族鐵蹄前。如這些事情未發生,對於後來的宋朝而言,也許會改寫歷史。

終結五代混亂局面的是宋朝的興起與統一。相傳北宋初年,宋太祖趙匡胤伐北漢期間駐蹕正定,前往大悲寺去看看久負盛名的銅鑄千手觀音,然而經歷五代後周的世宗滅佛,觀音像已蕩然無存。

當時趙匡胤遇到寺內僧人,得知佛像毀壞時出現了一段文字:「遇周則滅,遇宋則興。」毫無疑問,此文字暗合了趙匡胤的心意,當即下令另擇新址重塑觀音金身,新址為隋朝時即修建的龍藏寺,並改名龍興寺(清朝改名隆興寺並沿用至今)。因為皇帝青眼有加,自佛像落成至以後的上千年間,隆興寺成為中國北方著名的皇家寺院。

雖說隆興寺的揚名源自世俗政府與宗教法力的抱團取暖,但其留下的宋朝建築和佛像舉世罕見,值得稱頌。如今在隆興寺大悲閣內仍可見北宋時所鑄的高達22米的千手千眼觀世音像,四十二臂分別執日、月、淨瓶、寶杖、寶鏡、金剛杵等法器。觀音像臉部表情端祥、仁慈、莊重,瞻之彌高,仰之益恭。

隆興寺大悲閣千手千眼觀音

除了巨大的觀音像,隆興寺還有一處珍貴至極的大殿建築——摩尼殿。摩尼殿為典型宋制結構,重簷歇山頂,面闊、進深均為七間,整體為十字形平面布局,立體四面正中各出一山花向前的歇山式抱廈,其鬥拱宏大,出簷深遠。如此建築結構為唐宋常用形式,至明清以後逐漸失傳,梁思成先生稱摩尼殿為海內孤例,珍貴至極。

隆興寺摩尼殿

摩尼殿內的佛壇上供奉五尊金裝彩塑佛像,莊嚴肅穆,佛壇東西面外壁分別繪「西方勝景」和「東方淨琉璃世界」。佛壇背壁是精彩絕倫的南海普陀山之道場泥塑。整個背壁祥雲繚繞,重巒疊翠,水波蕩漾,眾信徒、尊者散列其間。

背壁正中的五彩泥塑觀音像,不似別處正坐蓮台、手持淨瓶的樣子,而是左腳尖點一朵蓮花,右腿屈膝搭在左腿上,觀音雙臂玉白,十指修長,右手輕撫左手腕部。他頭戴寶冠,身飾瓔珞,頭微側、身微傾,鳳目微張,神態安然地俯看眾生,無悲無喜。

隆興寺摩尼殿五彩觀音塑像

胡化之風與元曲發祥地

7

行走於今日之正定古城,隨處可感受其濃鬱的淳樸市井文化。僅以飲食來說,除了最著名的正定八大碗,正定的牛頭宴、燒麥和崩肝等食物都已成為特色品牌。無一例外,這些食物在烹調上以鹹味 為主,食用上不拘小節,頗具「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之意,豪放程度堪比西北。

正定燒麥

不同於廣東燒麥,口味與內蒙燒麥無異

這種飲食偏好乃至生活習慣並不為正定所獨有,放眼整個河北地區大抵如此,帶有濃鬱的胡風,常有人說:「河北是胡化嚴重之區域。」

如此淳樸、豪放的民風並非短時間內所形成,必有其歷史原因。無論是戰國燕趙尚武善馬,還是西晉五胡亂華,還是晚唐藩鎮割據時的胡漢混居,各種歷史碎片逐漸拼湊出一個結果,即河北是胡化嚴重的地區,尤在晚唐藩鎮割據時達到高潮。

據說,晚唐藩鎮割據之時,河北地區節度使多目無禮儀,好勇善戰,李寶臣的大逆之舉便可佐證,由此導致地區文化漸衰,騎射之風盛行,居民尚武輕文、桀驁不馴、強悍難治,正所謂「尚攻戰而不崇文教」,被中原人視為蠻夷之地。看來,諸多大德高僧未能成功教化民眾。

就此現象,歷代名人多有提及。宋代儒學大家朱熹與其弟子問答的語錄匯編《朱子語類》中就記載:

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

近代史學家大師陳寅恪先生,通過《朱子語類》中的這段話提出了「唐朝河北胡化論」,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有言:

唐代河北問題必於民族及文化兩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一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類,而非漢族;一為其人之族氏雖為漢族,而久居河朔,漸染胡化,與胡人不異。前者屬於種族,後者屬於文化。質言之,唐代安史亂後之世局,凡河朔及其它藩鎮與中央政府之問題,其核心屬於種族文化之關係也……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

追溯歷史,最早定居正定的白狄族人就被華夏人視為夷狄,而陳寅恪先生尊崇「大節巍然,操持峻潔」的精神,對河北胡化引發的文明與風俗差異上升至民族文化隔閡,不足為怪。

不可否認,正定雖保留諸多海內唯一的唐宋建築與藝術遺產,但僅限於固化物質,並未留下值得稱頌的唐宋及其前朝的無形文化,精神遺產似乎只有彪悍的民俗特徵。

直到元朝時,正定的民間文化才開始萌發。

元朝建立前夕,蒙古人從金朝人手中搶奪河北,使其由蒙金戰爭前線變為蒙古南下攻宋的大後方,正定(時名真定)得到發展契機。

元朝建立後,正定成為元大都南下的第一門戶,成為南北方商旅交流之地。威尼斯旅行家馬可波羅在遊歷東方時被經濟繁榮且文化興盛的正定折服,稱其為「貴城」。難得的太平發展時期吸引了大批宋金遺民來此,包括被譽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樸、數學家李冶和教育家張德輝等一批名流。正定,成為元曲發祥地。

熏風蕩漾昆明錦,一片藕花無數。才欲語,香暗度,紅塵不到蒼煙渚。

這是晚年白樸在歷經漂泊後回到正定所作的《摸魚兒》,記述了他在正定城南異塵堂與好友相聚晚眺的情景。該曲飽含白樸回到正定後對兒時奔波逃難、青年執筆《牆頭馬上》、中年喪妻後遊歷江南的經歷感慨,可見其將正定視為靈魂的故鄉之堅定。

白樸

說到正定與元曲之淵源,則不得不提陽和樓。

陽和樓為元朝時所建,其周邊是正定最繁華的區域。在正定,登陽和樓是文人雅士之時尚,他們或把酒臨風,或吟詩作賦,在無數回交流中將元曲從民間俚語進化為文學形態,說陽和樓是元曲搖籃並不為過。

不僅如此,這座巍峨高大且簡潔莊重的陽和樓一度為正定地標建築,梁思成先生讚其莊嚴尤過於羅馬君士坦丁之凱旋門。遺憾的是,陽和樓於上世紀六十年代被拆除,如今之物為近年重建。

陽和樓老照片

新建的陽和樓

到了明朝,燕王朱棣發起的「靖難之役」使河北地區慘遭戰火,後因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而成為畿輔之地,重獲發展契機。

為擴充人口發展經濟,明朝多次向河北強制移民,包括著名的洪洞大槐樹移民,十分粗暴。不過,隨著人口增長,商業興起,加之政府推崇文教,崇學重禮之風在正定蔚然興起。

清朝,正定與北京、保定並稱「北方三雄鎮」,有定鼎天下之寓意。對此,清朝史地學家顧祖禹認為正定的政治軍事地位更另兩者更高,在其《讀史方輿紀要》中有言:

府控太行之險,絕河北之要,西顧則太原動搖,北出則范陽震懾……蓋其地表帶山河,控壓雄遠。

清中雍正年間,為避清世宗胤禛名諱,真定改名為「正定」並沿用至今,至清末光緒年間,正定戰略意義依舊明顯,正如《正定縣志》所記載:

漢建為國,晉移為郡,唐改為軍,明升為省。規模闊大,壁壘森嚴,恃為重鎮。西南兩面滹水環流,足資控制……此城橫亙南北,居畿輔之中,形勢尤爭奇扼要……

梁思成的古建樂園

8

隨著清末正太鐵路變為石太鐵路,正定在國內戰略地位漸微,但其豐富的唐宋遺跡仍留有影響力。

自十九世紀初,不少海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前往正定考察,海外專家學者包括日本建築史學者伊東忠太、關野貞,日本佛教史研究家常盤大定,瑞典漢學家喜龍仁等人。國內方面,前往正定考察的最著名人物當屬建築大師梁思成。

1930年,中國營造學社成立,梁思成出任法式部主任,曾對正定進行三次古建踏查。

時值酷暑,又逢戰亂,梁思成先生帶領學生深入探查古跡,對經典建築進行手繪並收錄於《中國建築史》一書,價值極高。

隆興寺轉輪藏殿(梁思成手繪)

除隆興寺和臨濟寺,梁思成先生還考察了天寧寺、開元寺和和廣惠寺,並被各寺內的三座古塔所折服,分別是凌霄塔、須彌塔和華塔。

天寧寺始建於唐朝,因戰爭導致寺院屢遭災難,殿堂毀壞,只餘凌霄塔。凌霄塔為磚木結構九層樓閣式佛塔,平面呈八角形。值得一提的是,凌霄塔塔身一至四層是宋代在唐塔殘址上重修,磚石結構,其上各層為金代重建,磚木結構,四層以上的鬥拱和飛簷皆為木制。一塔盡顯三朝技藝,絕世罕見。

天寧寺凌霄塔

開元寺始建於東魏,幾經修繕,至今留下了唐朝建築形制。與其他寺院不同,開元寺的布局並非採用的對稱布局,而是塔和鐘樓並列而立,這也反映了佛教寺院建築從早期以佛塔為中心向晚期以殿堂為中心的過渡情況。

須彌塔為疊澀出簷塔,外觀近似西安大雁塔,對此梁思成先生曾表示此塔形制古老,但該塔本身歷史應不長。七十年後,梁思成先生的說法得到證實,2005年開維修時,塔剎表面現身以下銘文:

直隸真定府開元寺舊有寶塔一座,自大唐貞觀拾年肆月初捌日建立,迄清朝壹千叁百餘年,於順治拾捌年柒月貳拾貳辰時倒。坐有僧大造化名自成等同化重建。從康熙元年修,至康熙四年秋月大功完造。

可見,須彌塔在清朝時曾倒塌,而後重建。可以說,開元寺的形制遺存之價值高於須彌塔。

開元寺須彌塔

廣惠寺的名氣遜於相鄰的臨濟寺和開元寺,目前僅存一座華塔,但就是這座造型奇特而繁復的華塔,令梁思成先生慕名而來。

華塔樣式極為獨特,塔身上半部分裝飾各種繁復的花飾,好似巨大花束,這讓梁思成先生十分驚奇,他在關於正定考察的《正定調查紀略》中如此記述:

若由形制上看來,這華塔也許是海內孤例。其平面及外表都是一樣的奇特……鬥拱配置奇特,每面有一朵主要的補間鋪作在正中,兩旁另加兩雜次要的補間鋪作,都是很少見的做法……鬥拱是出兩跳偷心造,當心間用補間鋪作一朵。其最奇特處在兩相接面闌額之安置,不是同高,而上下相錯,也是極少見的做法。

能讓梁思成先生如此稱讚之塔,必為精品之精品。

華塔

最後一張圖,作者現個身

在正定,熱愛古建的梁思成先生得到巨大的心靈慰籍,以至在《正定調查紀略》開篇道:

今春四月正定之遊,雖在兵荒馬亂之中,時間匆匆,但收獲卻意外的圓滿。

如今,正定千百年來的珍貴歷史文化遺存仍在溫暖著廣大歷史、文化、建築、藝術愛好者的心靈。雖然戰略地位不在,但正定就如在此的塔寺一般,在濃霧中靜靜佇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