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雄安的前世今生:見證宋遼一個多世紀和平互動的歷史


嘉祐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057 年 5 月26 日),北宋皇宮,君臣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距離京城開封千里之外的雄州(今河北雄安新區),那里發生了大地震。

根據地震專家 1977 年的估測,這是一次「震級在七級以上,震中的烈度在十度以上」的強烈地震。

強震雖烈,卻非滅頂之災。就在這座邊塞小城,榷場依舊熱鬧,使臣依舊往復,在平靜中見證宋遼兩政權一個多世紀和平互動的歷史。

戰和抉擇下的生死競速

景德元年(1004 年),蕭太后、遼聖宗禦駕親征,遼國大軍深入宋境,兵鋒直抵黃河北岸。

這是北宋開國四十多年來面臨的首次生死考驗。

在宰相寇準的一再推動下,宋真宗決定禦駕親征,各路勤王大軍紛至沓來。遼軍頓兵堅城之下,孤軍深入,大將陣亡,形勢越發不利。

蕭太后終於低下了高貴的頭顱,邀請宋朝使臣前來議和。宋真宗求之不得,和議隨即開始。

宋真宗在澶淵之盟中塑造了怯懦的歷史形象,長期飽受詬病,但他的妥協退讓,卻成全了宋遼百年和平

十二月,和議達成,在宋遼結為兄弟之邦的基礎上,雙方互致誓書,約定了三條內容:

——雄州交割歲幣。「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

——彼此互不侵犯。「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可能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騷」。

——停止修武防范。「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

長期以來,史學家們站在宋朝的立場上,對這次史稱「澶淵之盟」的和議給予了批評,認為宋真宗僅以年齡優勢換取大哥的虛名,卻要每年拿出歲幣,開了用金錢買和平的茍安惡例。

雄州榷場,見證了宋使每年交割一次歲幣的屈辱與鬱悶。

給「澶淵之盟」算算經濟帳

事實上,和議達成後,宋真宗君臣並未感到屈辱,反倒滿朝興奮,「東封西祀,以告太平」。就連主戰派代表寇準,也「以為功,有自得之色」。

他們的彈冠相慶並非瞎高興。

宰相王旦坦言:「國家納契丹和好已來,河朔生靈方獲安堵,雖每歲贈遺,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算經濟帳,歲幣比打仗給宋人帶來的好處更多。

因此,宋朝君臣願意跟遼國保持和平狀態,在雄州(今河北雄安新區)、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肅軍(今河北徐水)、廣信軍(今河北保定)等地開設了榷場,作為雙方經貿文化交流的主要口岸。

盡管宋朝擺出一副兄讓弟的姿態,「契丹請榷場市易者,優其直與之」,給予一定的讓利,但仍憑借其富庶的經濟力量占據宋遼貿易的主導地位。

遼人也並非一無所獲。「自澶淵既盟之後,歲省用兵之費,國享重幣之利」。

盡管澶淵之盟的歲幣交割方式,不同於傳統宗藩體制中進貢與回賜的雙向互動,而僅僅是單向的「逆朝貢」,更像是宋朝在破財消災,但它給宋遼雙方帶來的和平紅利卻是長期的。

嘉祐八年(1063 年),司馬光就盛讚「國家自與契丹和親以來,五十六年,生民樂業」。蘇轍評價澶淵之盟後,「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幹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

雄州榷場,見證了這一和平紅利的百年歷程。

雄州榷場及其貿易

就在澶淵之盟達成不久,雄州知州何承矩一面奏請開設榷場,一面與遼國新城榷場都監劉日新密切接觸,商議重開雙邊貿易事宜。

雄州榷場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宋遼雙方在各自控制區內,分別開設了若干榷場,將此前因戰爭而時斷時續、風險極大的宋遼邊貿固定化和官方化。當然,雄州榷場仍屬資格最老、規制最健全的典型。

通過榷場,宋朝的農產品、手工業品和海外香料,源源不斷地運往塞外,而遼國的牲畜、皮貨、草藥、井鹽等,也陸續進入中原百姓人家。雙方官府也開辟了新的財稅來源。

當然,雄州等宋朝榷場的貿易額,遠多於遼國一側的榷場,稅收也更豐碩。

榷場貿易受官府保護,為了維護既有的遊戲規則,防止商人進行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動,榷場內的商家要相互擔保。

到對方榷場貿易,必須十人一組,且只能攜帶一半貨物。

如此一來,為了完成交易全過程,把所有貨物賣出去,以「牙人」為代表的中介就應運而生。

由官府指定的「官牙」,禁止貿易雙方直接接觸,而是當個二傳手,做好貨物成色居間檢驗,並抽取牙稅(類似中介費)。

官方管道是堵住了,可民間走私勢不可擋。

宋朝官府急需戰馬,補充軍力,對能搞到戰馬的商人進行的私相授受,一律暗中支持。遼國官府也採取類似操作。

這樣一來,榷場外的走私貿易也異常活躍,擴大了雙邊貿易規模,榷場官員也因此多了灰色收入的進項。

對於老實做買賣的榷場商人,宋朝官府還是有些優待政策的。一方面,定向減稅,稅率僅 5‰。

另一方面,允許商人參與官府採購和商品定價,對於採購和運銷軍馬、礦石等緊俏急需戰略物資,並以時令價轉售給官府的商人,官府會給予適當獎勵,以此調動商人協助官府調控緊缺物資供需,參與邊貿活動的積極性。

榷場背後的大國經濟角力

邊貿,改變了宋遼兩國對對方的態度,世代仇敵化身商業夥伴,劍拔弩張變成了稱兄道弟,商業的力量可謂偉大。對宋遼雙方而言,不打仗便是最大的利益。

表面看來,各取所需的榷場貿易是一場共贏的遊戲。

可時間一長,差距就顯現出來了:遼國從宋朝進口了大量物資,覆蓋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更關乎國計民生,緩解了過日子所需物資的短缺局面,使遼國各階層民眾的吃穿用住,越來越依賴宋朝的供應;而遼國對宋朝的出口,只有牲畜、礦物等特產,商品種類單一。雙方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水平高下立見。

以前遼國對出口物資限制較少,馬匹在出口牲畜中比重很大。久而久之,宋軍先前薄弱的騎兵部隊漸成規模,機動性和戰鬥力大為改進,這讓遼國決策層深感恐懼。於是,蕭太后一聲令下,私自販馬到中原者,格殺勿論。

馬匹禁售令下達之後,遼國對宋朝的出口物資更加匱乏,雙邊貿易開始呈現一邊倒態勢。

遼國不得不倒貼錢財,導致本幣在域內流通量不斷減少。反倒是宋朝錢幣,信譽度和價值更高,越來越多地進入遼國流通領域,得到各階層的肯定。

後來,遼國乾脆放棄了鑄幣權,域內全部流通宋幣。

遼國的經濟命脈,就這樣淪陷了。

與此同時,大量中原書籍經由榷場流入遼國,潛移默化地改變著遼國人的閱讀習慣和思維方式,使其更接近中原漢族士民。

遼國的文化根底,在軟化和漏水,行將瓦解。

而這一切,都在榷場貿易中你來我往,展現充分。

一千年前,地處中原的宋朝,擱置政治爭議,通過經濟手段喚醒了雄州的邊貿潛力,從而改變了宋遼經濟版圖。

一千年後,在這里拔地而起的雄安新區,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創著中國北方的經濟新奇跡。歷史的記憶與現實的夢想,在華北大地交相輝映。

來源 |《歷史大變局:中國經濟風雲的50個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