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 | 桑兵:歷史就是史料學?

傾聽歷史:從史料史觀之分到史論之合

來源:《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內容提要:史論關係,為治史必須面對卻長期聚訟紛紜的問題。此事因緣於清季以來史料與史學的區分,並由民國時期史料與史觀的紛爭而日益凸顯。文言改白話,造成著史和讀史時引文與行文的進一步分離,使得歷史意見與時代意見更加隔膜。20世紀50年代以來,史論關係經過持續爭論,依然莫衷一是。受此影響,治史日漸重視說理,相對忽視敘事,舉證為據的辦法,往往脫離材料的時空位置及聯繫,用後出外來的架構系統條理裁量史事,把後人的認識當成歷史的事實。應當努力從傾聽歷史的原聲中把握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寓說理於敘事之中,視引文行文為一體,呈現歷史原汁原味的無窮精彩。

關 鍵 詞:史料 史觀 史論關係 文白 史學理論

作者簡介:桑兵,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在史論分別、文白不一的情況下,治史如何把握求真與講理,表達如何協調敘事與論述的關係,已經成為一大難題。有鑒於此,有必要梳理一下這一聚訟紛紜的懸案發生衍化的淵源流變,進而探尋兩全其美的解決之道,為來者提供有效的取徑和做法。

一、史與論

1949-1966年間的史學界,出現過相當多引起普遍關注和廣泛參與的學術爭鳴,其中之一,便是史與論的關係。在所有學科都必須以理論為指導的認定下,史學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在學理上,史與論究竟是怎樣的關係,在實踐中,又應該如何處理二者的關係,卻是聚訟紛紜,令人感到相當棘手。由於意見不一,無所適從,於是學界展開熱烈而持久的討論。這場爭論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一直持續,中間雖經文革停頓,可是「文革」結束後再度接續,前後時斷時續進行了30餘年。討論由「以論帶史」引發出「論從史出」「史論結合」,成為史論關係認識的三種基本取向,圍繞這三種取向,在相互批評和爭辯中,還出現「以論代史」等衍伸的變相[1](P65-69)。

討論莫衷一是,後來只能不了了之,相關的問題並未得到解決。直至今日,史論關係仍然困擾不少新進乃至成名學人。可是,無論意見如何分歧,一般而言,歷史論著有無理論,儼然已經成為衡量水準高下程度深淺的標尺。所爭主要在於以什麼為理論,或者說什麼才是正確、恰當、具有說服力的理論。治史當然不能有論而無史,否則就不成其為史學,但如果被認為有史而無論,立意就不免等而下之。由此可以看出,盡管史論關係沒有定論,盡管人們對於以什麼為論後來實際上取法各異,言人人殊,卻不僅大都並不否認論的重要,而且相對於史,似乎還顯得更加重要。雖然人們習慣聲稱事實勝於雄辯,可是在最應看重事實的史學領域,其實卻是以雄辯為高明,事實只是基礎初步。相比較於史事不清,史料不足,沒有理論或理論不足,更加備受詬病。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傾向,是因為歷史論著的主要功能無形中已經由敘事轉向說理。本來治史首要求真,可是誤讀一切歷史都是自己心中的當代史,以為真相不在、不可求,或是礙於材料太多,頭緒紛繁,剪不斷理還亂,乾脆宣布無法還原。盡管名義上還要求出真相,實際上卻認為真相不會自動顯現,只有符合一定之理的事實才是真。結果,類似於字還沒有識完微言大義已出的情形日漸普遍,事實不詳而認識層出不窮,在史學領域似乎已成常態。不要說思想史、學術史等領域,多半向虛,所說大都自己心中自以為是的歷史,即使研究人、事、機構等實而又實的題目,也將評判認定放在澄清還原之上,往往是發表了一大通「我」認為的說理,實情究竟如何,還是讓讀者一頭霧水。越來越多的歷史認識變得眾說紛紜,於是懸而未決的史論關係再度浮現,即使不再專門討論,具體研究和寫作時,還是會面臨如何處理的棘手難題。

民國以來,治史尤其是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往往好將材料與論述分別,引文單純作為證據,支持引號之外作者表述的論點,從而形成一種普遍定式,引號中的征引文字多數情況下無形中成為單純的史料,引號外的表述才是正論,代表作者想要表達的觀點。更有甚者,即使所征引的材料已經說得很清楚,還是要用自己的話概述一遍。有一種說法叫做夾敘夾議,這也被不少人認為是史論結合比較好的體現形式。這與傅斯年等人將材料整理好以呈現史事的主張明顯有別。

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種習慣,閱讀時史與論是分離的,引號外的議即論,更加受到重視,而引文部分則是必須有卻不大看,至少是不大留意,除非對議的部分有所疑慮,才會認真審視一下史料是否吻合論點或能否提供充足的支撐。在傳統史書里,間中也會出現議,如《史記》的「太史公曰」和《資治通鑒》的「臣光曰」。只是《太史公書》本來未必是專門史書,《資治通鑒》也是寫給治國平天下的君臣看。況且,他們的議與論從史出的論看似相近,卻與後來的論主要所指的理論,基本不是一回事。尤其是兩位司馬的曰毫無疑問是個人的議論,關乎對史的認識,卻不會與史相混淆。

近代以來的史論結合,容易導致一種偏向,也就是事實上反映了史論分離的狀況,並且進一步加劇史論分離的趨向,使得歷史本來的敘事功能大幅度下降。作為歷史原聲的史料,淪落到次要和從屬的地位。人們往往關注論著的主要觀點,而不大注意支撐這些觀點的史料是否已經歷各種必不可少的複雜驗證,更加不關注可否用這些史料準確重現歷史的本事。所寫的歷史,很大程度上是在談作者個人對歷史的認識,而又將五花八門的認識美其名曰見仁見智。至於所認識的歷史究竟如何,反而變得相當模糊。

誠然,史家不妨對歷史表達意見,不過前提應該是將史事述說清楚。而要將史事述說清楚,並非輕而易舉之事,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認識或意見,恰好要想方設法抑制自己的主觀,以免任意馳騁,脫離事實約束。其主觀能動作用應該體現於研究的過程中,應如何最大限度地限制自己一定存在的主觀不至於過度放任,而不是在表述的過程中頻頻走到前台亮相。正如文學形象的塑造是由其生動典型的言行呼之欲出,如果作者不時加註或旁白,就很是煞風景。

其實,史論關係問題,並非20世紀50年代才突然出現。它與清季以來中國史學革新變動所產生的新問題緊密關聯。20世紀開篇,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表《中國史敘論》,就石破天驚地提出「中國無史論」,不僅無史,就是想從中搜求材料,「亦復片鱗殘甲,大不易易」[2]。即使像《資治通鑒》這樣「最稱精善」的史書,「今日以讀西史之眼讀之,覺其有用者,亦不過十之二三耳。」[3](P1-11)以「今日」和「西史」的眼光看出來的中國無史,當時已經引起爭議,卻並不影響中國古代只有史料沒有史書的看法日趨普遍。

既然舊史書只是史料而非史,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才能有史。當時主張的重要取徑之一,就是需要用社會學的觀念,研究撰寫民眾的歷史。梁啟超認為:「自世界學術日進,故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2]也就是說,單純記載事實,還不能稱之為史,必須進而說明事實之間的關係及其因果,才有可能成為史。據此提出的創新史學的界說,就是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社會進化觀念、人類群體中心以及用各種社會人文乃至自然科學為參照,則是達到上述目的的主要憑借[4]。

那時的章太炎同樣舉目西望,與梁啟超心心相通,不謀而合,高度讚同梁啟超的見解主張。章太炎早有修《中國通史》的志向,他受各種西方社會學書的啟發,並且購求日本人譯著的《史學原論》及亞洲、印度等史,「新舊材料,融合無間,興會勃發」,欲將心理、社會、宗教諸學,熔於一爐,進而宣稱:「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於典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於紀傳見之。」[5](P167-168)

梁啟超與章太炎關注史學的目的,首先都在政治,都想借此發明社會進化的公理公例。說得直白些,就是用中國的材料和史事,證明社會進化的一般性原理的普遍適用。其中關於史事因果聯繫的說法,後來梁啟超基本放棄,承認歷史事實並無因果關係。但是,史料與史學從此漸趨分離,最後導致民國時期學術界意見紛紜的史料與史觀紛爭,史與論的關係即由此演化而來。有鑒於此,要認識史與論的關係,有必要重新檢討清季以來史料與史觀分別的淵源流變,尤其是民國學術界關於史料與史觀的各方意見。

二、史料與史觀之分

中國史學發達甚早,經典史籍不勝枚舉。雖然也有取材與著史的分別,一般卻不會出現史料與史觀的對立。歷代間有好講史法之人,一則所謂史法其實是編纂體例,並非後世的理論,二則有專講史法者史學往往不好的風評。因此,史料與史學,往往是一而二二而一之事。據清華國學院畢業的陳守實記:陳寅恪「師於史之見解,謂整理史料,隨人觀玩,史之能事已畢」[6]。這一觀念,一定程度上與傅斯年史學就是史料學之說契合或近似。整理史料何以便能成為史,是因為所謂整理,就是比較不同的史料,比較整理的目的有二,一是近真,二是得其頭緒。二者相輔相成,可以由整理史料不斷接近史事本相,並據以敘事。

這樣的講法胡適也有所領悟,他說:「我從前曾說:‘文勝質則史’,史是‘說故事’,如《國語》《左傳》所根據的一些演史的故事,如晉公子重耳出亡一類的故事。‘史之闕文’也應當如此說。孔子說,他還及見沒有添枝加葉的記事史。」從《儀禮·聘禮》的「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茍足以達,義之至也」,胡適判斷鄭玄所註「史為策祝」是妄說,「合上三條看來,可知‘史’是演義式的講史」。並進而引申希臘文historia、拉丁文historia、古法文estorire、英文history即歷史一詞,與故事story一詞都是出於同一來源[7](P151-152)。

據此,歷史本來的主要功能就是記事與敘事,後者與前者的分別在於文勝質,但是否演義,值得斟酌,至少與後世演義的小說家言本質不同,不能虛構或故意誇飾、掩蓋等等增減是必須遵循的原則。

不過,陳寅恪關於史學不止此一種說法,談及民國學人的文化史研究,他曾說:「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舊派失之滯。舊派所作中國文化史……不過抄抄而已。其缺點是只有死材料而沒有解釋。讀後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與社會制度的關係。新派失之誣。新派是留學生,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者。新派書有解釋,看上去似很有條理,然甚危險。他們以外國的社會科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材料。此種理論,不過是假設的理論。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歷史、政治、社會的材料,歸納而得的結論。結論如果正確,對於我們的材料,也有適用之處。因為人類活動本有其共同之處,所以‘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過也有時不適用,因中國的材料有時在其範圍之外。所以講大概似乎對,講到精細處則不夠準確,而講歷史重在準確,功夫所至,不嫌瑣細。」[8](P146)

照此說法,單純整理材料而不得法,也很難「合於今日史學之真諦」。若以經學為參照,則謹願者止於解釋文句,而不能討論問題,誇誕者流於奇詭悠謬,而不可究詰,二者均偏於一端,不足取法。惟有材料豐實,條理明辨,分析與綜合二者俱極其工力,才能達到「庶幾宋賢著述之規模」[9](P270)。

抗戰期間,陳寅恪由於條件所限,不得已轉而用常見材料研究中古制度的淵源流變,卻大獲好評,識者推許為「異於時人所譏之瑣碎考據,亦異於剪裁陳言纂輯成書之史鈔,更大異於具有成見與含有宣傳性之史論」。將對陳著的推舉與其他幾種常見的治史流弊相區分,所標舉的重要原則就是陳寅恪所說既要具有統系又須不涉傅會,這也是整理史料與研究史學相一致的關鍵[9](P361)。

具有統系與不涉傅會相輔相成,在陳寅恪眼中史料與方法並無軒輊。其應用比較語言學、比較宗教學以及比較史學等歐洲研究文史之學的正統取徑方法,又與中國固有的合本子註、長編考異諸法相融會貫通,很少稱引西說而盡得所謂西學的精妙。這也是王國維主張學不分中西新舊的旨意。不過,這樣的理念未必所有人都接受,尤其是那些受了其他學科的觀念影響,欲將中國歷史推倒重來的學人,總想有一個現成的架構,可以將材料放進去且看起來井井有條,頭頭是道。以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為成功先例,就是借用西式系統組裝中國固有材料的典範。

思想史之外,社會學的影響更加廣泛。清季用社會學治史的取向,兩位倡導者梁啟超、章太炎並沒有身體力行,而且後來還分別做了明確的修正。不過這樣的取向,到民國時期一直延續。1926年初,針對顧頡剛、錢玄同、柳詒徵等人關於古史的爭論,魏建功撰寫了《新史料與舊心理》一文,接續梁啟超的理念,重提民史建樹的方向。他說:

我的結論:中國的歷史,真正的歷史,現在還沒有。所謂「正史」,的確只是些史料。這些史料需要一番徹底澄清的整理,最要緊將歷來的烏煙瘴氣的舊心理消盡,找出新的歷史的系統。新歷史的系統是歷史敘述的主體要由統治階級改到普遍的民眾社會,歷史的長度要依史料真實的年限決定,打破以宗法封建等制度中教皇兼族長的君主的朝代為起訖;歷史材料要把傳說、神話、記載、實物……一切東西審慎考查,再依考查的結果,客觀的敘述出來。如此,我們倒不必斤斤的在這個舊心理磅礴的人群里為新史料的整理伴他們吵嘴,把重大工作停頓了![10]

與民史建樹的角度相輔相成,社會學的取向依然備受重視。只不過那一時代的所謂社會學,更加接近廣義社會科學的意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李大釗開始就認為是社會學的法則。他將史學分為記述歷史和歷史理論兩部,前者的目的是確定各個零碎的歷史事實,而以活現的手段描寫出來,這是藝術的工作;後者則是把已經考察確定的零碎事實合而觀之,以研究其間的因果關係,這是科學的工作。另有歷史哲學,從系統上講,宜放置哲學分類之下[11](P181-182)。過去的史書,在李大釗看來也只是資料而非歷史,「歷史學雖是發源於記錄,而記錄決不是歷史。發明歷史的真義的是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歷史的任務的是希羅陀德。」研究歷史的任務,一是整理事實,尋找其真確的證據,二是理解事實,尋出其進步的真理[11](P193)。歷史理論也就是史觀,記錄的事實是不變動的,但是解釋史實的史觀卻是隨時變化的[11](P70-71)。李大釗的貢獻主要是在引進介紹理論學說方面,所說社會學的法則主要適用於社會發展史,隨後繼起者則逐漸應用於中國歷史的研究。其時胡適等人提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陳鐘凡就認為,治學要工具齊備且先進,搜集材料、排比、評判,這種方法清人早已做過了。用杜威的論理學五段法治古書很可得到新見解,可是於社會學上的貢獻尚少。「我們所謂科學方法,乃是用科學研究事物得到確證,評判出那時社會狀態和思想,而得到公理公例。如只以甲乙相較得丙,丙丁相較得戊,求同求異,同異交得辨證,終不切於事實的。但在思想史上自有他不可忽視的價值。」相比之下,郭沫若的《古代社會之研究》,將上古史劃分出階段,為社會學上莫大的成功[12]。

不過,這樣的看法顯然不能為胡適、傅斯年等人所認同。他們對於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認字及解說部分予以承認,但是對他過度用來解釋古代社會形態,如《古代社會之研究》,則多有保留①[13](P1127)。對於社會性質與社會史大論戰造成史觀的流行,傅斯年大不以為然,他認為:「歷史這個東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談。古來思想家無一定的目的,任憑他的理想成為一種思想的歷史——歷史哲學。歷史哲學可以當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為沒有事實做根據,所以和史學是不同的。歷史的對象是史料,離開史料,也許成為很好的哲學和文學,究其實與歷史無關。」[14](P88)在《〈殷歷譜〉序》中又說:「今固不乏以綜合自許者,不觸類而引申,憑主觀以遐想,考其實在,類書耳,教條耳。類書昔無持論之詞,今有之矣。教條家茍工夫深邃,亦可有藝術文學之妙,若聖奧古斯丁及其弟子之論史是也。而今之教條家初於其辨證教條並未熟習,而強讀古史原料以為通論通史,一似《鏡花緣》中君子國之學究,讀‘求之與抑與之與’竟成‘永之興柳興之興’。是亦可以嘩眾取寵於無知之人,亦正為學術進步之障耳。」[14](P343)

李大釗也認為歷史哲學應當歸於哲學而非歷史,問題是具體如何把握史學理論與歷史哲學的分際,恐怕至今仍是不小的難題。馮友蘭覺得釋古派使用材料先入為主,談理論太多,不用事實解釋證明理論,而以事實遷就理論。錢穆更將革新派史學分為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經濟革命三期,對於後一派尤其不滿。周予同雖然認為此說過慮,指出釋古派也有進步,而且追求的目的在於把握全史的動態並深究動因,與錢穆所主張的「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沒有根本的衝突,還是批評「國內自命為釋古派的學人,每每熱情過於理智,政治趣味過於學術修養,偏於社會學的一般性而忽略歷史學的特殊性,致結果流於比附、武斷」[15](P558-559)。也就是說,歷史學的見異與社會學乃至社會科學的求同發生嚴重衝突,難以協調。

由譚其驤撰寫、顧頡剛修改的《禹貢·發刊詞》則認為,治史須通輿地,本來是一般準則,後來卻無人講求,以至於學人很容易開口便錯。「在這種現象之下,我們還配講什麼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講什麼經濟史、社會史,更配講什麼唯心史觀、唯物史觀!」要「使我們的史學逐漸建築在穩固的基礎之上……不能但憑一二冷僻怪書,便在發議論。」[16](P67-75)[17](P158-172)。這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當時的史學界,能夠置身事外的恐怕為數不多。

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相繼進行了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兩場大論戰,這兩場論戰的本意,並不是討論歷史,而是要弄清楚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動力、前途等問題,以便正確決策。因此卷入其中者開始大都不是史家。可是隨著論戰的深入,一些學人相繼加入戰陣,以專業性的史學論著試圖回答解決相關問題,而且論戰的社會影響巨大,尤其是在青年學生中間。據陶希聖回憶,到1930年代初,「五四以後的文學和史學名家至此已成為主流。但在學生群眾的中間,卻有一種興趣,要辯論一個問題,一個京朝派文學和史學的名家不願出口甚至不願入耳的問題,這就是‘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18](P129)。史觀與史學的分歧,在特定背景語境下,居然造成了受眾的社會性分離。

史學界認識的多樣化以及取徑做法的大異其趣,成為周予同關於新史學派系劃分的依據,他在1936年的《治經與治史》一文中寫道:「放眼中國現代的史學界,大致可分為二大派:一可稱為‘史料派’,注意於史料的搜集與整理;一可稱為‘史觀派’,根據舊的或新的史料,對於中國史的全部或某一部門加以考證、編纂與解釋。」在他看來,「史料派學者工作的本身是煩瑣的、畸零的,而他的成績是可感謝的,因為新的歷史的著作需要新的史料作它的柱石呢!不過史料究竟只是史料而不是史,中國現代社會所企求於史學界的是新的史學的建立與新的史籍的產生,而決不僅僅滿足於史料的零碎的獲得。」並且特別指出,左翼史學不以搜集、考證、編排史料為盡了史學的職責,進而要嘗試解釋史實。

周予同1941年撰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基本延續了上述分析,他說:「所謂轉變期的新史學,可分為兩類:一是偏重‘史觀’及‘史法’方面的,一是專究‘史料’方面的。史法每原於史觀,或與史觀有密切的關係;為行文簡便起見,前者可稱為‘史觀派’,後者可稱為‘史料派’。換言之,中國現代的新史學家可歸納為兩類,即‘史觀派’與‘史料派’。」這種本來為圖行文簡便的派分,並未得到所指認的雙方學人的普遍認可,卻深深影響了後來學人的思維與眼界。盡管提出過種種批評或修正,也有不少學人根本反對用這樣的觀念來看待近代史學和史家,但還是有相當多的學人接受或基本認可這樣的劃分[19](P517-524)。尤其在史學史論著中,有的堅持用史料派與史觀派的消長沉浮構成整個20世紀中國史學變動的觀點作為基本敘事線索[20]。

也有學人不以派分的此疆彼界為然。1940年6月,《史學季刊》創刊,顧頡剛所作《發刊詞》為戰前分歧爭議甚大的史料與史觀作一辯證協調,認為兩者在史學研究中相輔相成,「無史觀之考據,極其弊不過虛耗個人精力;而無考據之史觀,則直陷於癡人說夢,其效惟有嘩惑眾愚,以造成不幸之局而已」[17](P199-200)。此說可能有調和之意,也指出考據與史觀二者不可偏廢。後來錢穆在《新亞學報》發刊詞中,大體延續了這樣的主旨,為民國時期的學術概括總結。不過,在史料整理得好的學人那里,二者本來就是一體,也就無需協調。通過整理比較,近真且得其頭緒,可以敘事寫史,無須預設史觀,更不能用後出外來的史觀駕馭取舍史料。否則,就很難避免牽強附會的梳理,重蹈越有條理系統去事實真相越遠的覆轍。

三、文白與史論

史料與史觀的紛爭,主要是受中西學乾坤顛倒的影響,西式分科架構成為強制中學附從的預設,因而必然要以外來的系統學說條理解釋中國的材料,只有調理後的史料才有可能變成史學。可是,盡管史觀不少來自其他學科,無論史料還是史觀,仍然是歷史。史論關係說則將歷史與理論並列相對,其中的理論,不僅限於歷史領域,不但包括史學理論,還擴展及於歷史哲學乃至一切社會科學。

史與論的平列使得歷史的敘事功能被壓縮,說理功能則大幅度膨脹,並逐漸演變成用過去的事情講自己心中的話。而書面語改文言為白話,則導致史與論的進一步分離並更加凸顯論的重要地位。

中國的文字文體數千年一以貫之,歷代修史,以記事敘事為主,無論征引官書檔案,還是私家著述,一般不須標識註明,能夠與著史的文字渾然一體,閱讀者也以一體視之,不必刻意分辨。史書雖然取材多源,卻文氣一貫,天衣無縫,有助於春秋筆法、比興之類的特有間架方便施展。即使俗諺野語,也會予以雅化。好事者予以指證,實在是多此一舉,所謂佛頭著糞而已。

白話改文言,破壞了書面語的古今一致,大多數情況下,所征引的材料與作者的自述在文體形式上差異甚大,使得全篇的文氣不能貫通,即使沒有閱讀障礙,也不易習慣在兩種文體之間頻繁轉換。固有的史書被當成史料,歷史論著的文白分別成了史與論的載體,在同文異體的情況下,受白話文教育成長起來的新進,自然會偏重於自幼習慣的語體文。文言改白話的重要理據之一,就是文言不利於說理。與史論關係的畸輕畸重相互作用,用白話說理的論更加受到重視,文言呈現的史則相形見絀。隨著時勢的變化,史觀史論越來越被看重,又進一步加強了作為主要載體的白話部分的重要性。

古人著書,大都述而不作,隔膜者不知就里,以為抄襲。實則凡是聖賢所言,皆為天下公理,取入書籍,意在傳道。官書正史,也是正統觀念認定的實事至理。若是一家之言,僅此一說,何必征引,更無須註明。因此,書寫習慣,無須分別,即使合本子註,也容易混入正文。在西學的強勢作用下,出現所謂著作權版權問題,國人面臨兩難選擇。一方面,晚清以來,官方長期不肯加入版權同盟,以防輸入新知遭遇障礙,作繭自縛,另一方面,大量以翻譯為著述,引起各種抄襲說的坊間傳聞,導致征引註釋的不斷規範化。由於制定與套用規範為不同語系,時至今日,任何一統江湖的努力仍然是揪著脖領想把自己提向天空的徒勞無功。

海通以後,中西學如何兼容並蓄,一直困擾著國人。納科舉於學堂,等於容中學於西學。學堂已經西式分科教學,中學要見容於學堂,只能屈從於西學,中體西用事實上演變成西體中用。不僅如此,由於留學大熱,回國後各方爭相迎聘,掌握話語權,在用人辦事時,凸現留學生的作用。風氣流被,傅斯年說修史必須留學生,胡適則作勢同情未出國門的苦學者,讓未留學者或背負保守的罵名,或勉強談西學而授人以柄。只有陳寅恪敢於指群趨東鄰修國史為神州士夫羞欲死之事,且將官派留美學生與北洋軍閥練兵並列為兩大誤國之一。

在不通西學即不知學問的時趨下,歷史論著的體例隨之改變,由傳統編年、紀傳、紀事本末體轉向近代西式的章節體。章節體的廣泛應用,與寫史必須征引註釋相互作用,造成引文與行文相分離。這種情況在西文關於中國的著述中本來並不普遍,因為將文言對譯成西文,比較困難,所以多採取概括轉述方式,而東文著述中則相當常見。近代中國的章節體史書,主要是受日本關於中國著述的影響。清季民初那些譯著參半甚至以譯為主的教科書或一般通史,形成了近代中國歷史書寫的基本體例和架構。

此外,史論關係意見分歧各方對於史料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恰恰是這種共通性使得史在與論的比對中處於下風。在形形色色史觀派看來,史料不是史學,只有將史料進行系統整理之後,才有可能成為史學。能夠將史料系統化的,主要就是史觀。傅斯年對於用史觀看歷史不以為然,因為在他看來,史觀屬於歷史哲學,與歷史關係不大,而且歐洲的史觀過於受基督教一元化觀念的影響。他堅稱史學就是史料學,整理史料就是比較不同的史料。可是他與史觀派同樣將所有傳統史書視為史料,而且認為材料越生越好,凡是經過加工,就摻入了主觀。這等於將所有材料都當作無意識的客觀記述,完全忽視材料記錄者尤其是史書撰寫者的本意,也是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

傅斯年的本意,或許在於整理材料的過程中應力求防止摻入主觀,結果卻導致史料在歷史敘述中作為閱讀元素的價值大幅度降低。在史論結合的形式下,史料往往是被從原有時空聯繫中抽離出來作為支撐論點的論據,在相當多的情況下,這導致史料的本意被斷章取義或故意曲解。即使用於敘事,如果處置不當,經過名為整理實則主觀取舍一過的史料可能非但無助於重現史事,而且導致盲人摸象甚至看朱成碧。更有甚者,既然原來所有史書只是原始材料,必須在理論的條理解釋或方法的梳理條貫之下才能升華為史學,則論不僅包含史,而且是更高層次的史,是由史料提升為史學的體現。照此邏輯,看重論而輕視史,當然是順理成章之事。

盡管提倡新文學者認定文言不宜於說理,近代主張整理材料以重現史事的學人還是好用文言,陳寅恪一生著文堅持不用白話,學術論著更是堅持全用文言;主張白話的新青年傅斯年雖然覺得文言會有辭不達意的局限,特別是說理的部分,其史學論著還是多用文言。除了習慣使然,征引與自述的一貫,當是重要考量。尤其是比較整理材料以敘事,需要呈現材料之主各自的意思,並將各人的表述按照原有時空位置及聯繫予以呈現,而不是綜合判斷後簡單地變成自己的認識,並將這樣的認識用史論參半、夾敘夾議的方式加以表達。

普遍而言,在以白話取代文言的情況下,史與論分離的情形進一步加劇,白話作為論的主要載體,所展示的今人意見在相當程度上被當成歷史的事實。也就是說,今人所知的歷史,尤其是教科書和一般通史,其實相當多的是後來對歷史的認識,而不是歷史本身。要想知道前事本相和前人本意,還須認真傾聽歷史的原聲。這就要求閱史者改變原有的閱讀習慣,將文白史論視為一體。

四、傾聽歷史的原聲

學術界每每有些類似圍城的悖反現象,譬如專業治史者覺得史學無用,不能影響社會,總想逃離,而不是研究歷史的反而好講歷史,巧舌如簧,大受歡迎。前者喜歡說理,又並不擅長,引新知借別科,越說越不在理;後者專講故事,不免添油加醋,杜撰太多,形同演義,已非歷史,卻栩栩如生。坊間喜其生動,無所謂真偽,一般而言也無傷大雅。或者痛心疾首,以為天塌地陷,實則《三國演義》與《三國志》並駕齊驅的情形由來已久,各司其責,無須劃一,也無法統一。作為專業人士,倒是應該反省一味說理的流弊匪淺,事實說不清,道理講不明,歷史著述讀來味同嚼蠟,坊間毫無興趣,業內也不以為然。

相比求真的史學日益看重雄辯,新聞從業者則極力標榜讓事實說話,唯恐別人認為主觀。其實新聞能夠披露出來的信息至多不過百分之一,無論好像多麼客觀,取舍過濾仍是主觀。只要不過於偏宕,倒也無傷大雅。本應以敘事為基本的史家,卻總是覺得材料和事實蒼白無力,以為材料太多,說法各異,無由取信,無所適從,甚至誤信域外淺學的讕言,以為事實不存在,不可求,反而覺得灰色的理論最有力量。歷史哲學屬於哲學的范疇,對史學可能有借鑒作用,但不能替代史學方法,更無法指導處理材料。行之有效的史學方法應該應用於研究過程,不是通常所見出現在表述階段裝潢門面。況且一般史書所講道理,多為別家的常識、陳言或套話,不見精彩,不合實情。除了方便新進或懶人延續教科書式的解讀歷史,越是高明,越少烙印痕跡。

有的近代史著述喜歡自說自話,或代古人立言,至於前人前事的本意本相,往往隱藏甚至湮沒在眾說紛紜的講理之中。治古代史的學人對於近現代史著述征引文獻的方式每每有所詬病,認為摘引只言片語,容易斷章取義;而概括稱引,又不免任意取舍,誤會曲解,說是引述前人,實則強古人以就我。此說雖然逆耳,的確切中要害。近代文獻,文辭看似淺近,因為涉及古今中外的方方面面,加之數量龐雜,又未經前人整理註疏,研究者限於學識,只能預設架構將能夠讀懂的部分抽取出來,作為論據,其餘則棄而不論。讀書須掌握全篇本意的應有之義毫不講究,更不要說對比參照所有相連相關的文本,前後左右通語境。姑不論舍去的其餘或許更加重要,單就舉證部分而論,抽離本來的時空位置,所指能指勢必發生或隱或顯的變異。

誠然,近代文獻繁多,若是詳細而全面舉證,往往不勝其煩,編輯無法容納,讀者難以卒讀。此事令以處理史料見長的史學二陳也頗為頭痛。簡單的排比羅列,形同堆砌材料,既不能深入問題,又影響文氣的貫通和意境的呈現,的確不足取。可是,如果因噎廢食,等於鼓勵隨意取證,納入各種後出外來的觀念系統之中,而美其名曰史論結合。久而久之,有違情理變成天經地義,不僅自行其是,而且裁量他人,儼然已成行規。但凡看見征引較多,即視為不加分析,沒有理論,完全無視引文與行文是否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關聯。

史學首重紀實與敘事,紀實的功能觸碰公私各方的隱私,後來受到多方面制約,希望有所超越,於是還原史實成為修史的前提。敘事必須依據材料,史料的應用,在史論的架構中,往往流於陪襯,片斷摘引只是作為論點的論據,而在敘事的框架下,應當比較近真及得其頭緒,並作為歷史敘述的有機組成部分予以呈現。由此可以還原包括思想在內的歷史本相及其發展演化的具體進程。史家不是以旁白的形式甚至直接登台告訴觀眾歷史是什麼,而是用引述的方式使過往的人事重新活動活躍起來,像戲劇一樣生動地重現於歷史舞台之上,讓觀眾親眼目睹,親身感受。因此,修史首先應當盡可能復原歷史的原聲原貌,前提是盡可能多地保留史料的原汁原味,並以經過比較驗證的史料構成史學的要素。

作為閱讀者,應當積極調整閱讀習慣,學會傾聽歷史的原聲,不要把後來的認識與歷史的事實相混淆,仔細體察領會文本傳遞出來的前人本意,進而看出由史家拼合連綴而成的歷史圖像是否適得其所。不能遷就閱讀習慣而跳過引文只看行文,因為這很可能是跳過事實依據去看認識結論。所謂本意,應該是全面的,不能盲人摸象,斷章取義;應該是準確的,不能望文生義,鑿空逞臆。摘取片斷的征引往往是部分的意思,之所以被征引,未必是在文本史事中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只不過是征引者在自己預設的架構里想問題才覺得重要。望文生義的結果是誤讀錯解,符合征引者的認識卻常常有違事實。完整地傾聽歷史的原聲,才能防止任意取舍史料以形成觀點,甚至別有用心地隱諱、移位或曲解。心術不正的欺世盜名之徒濫用史論形式,混淆視聽,易於得逞。理順史論關係,讓所有的材料與事實適得其所地回歸時空原位,即使用於防閒,也有積極意義。

前人的文本都有各自獨特的意涵,即使在記事的部分添枝加葉,添加的行為本身也是歷史事實的組成部分。追究所記錄的事實之時,所添加的枝葉或可比較而剔除,但是如果追究其如何添加、為何添加,不僅也是近真的必須,而且對於解讀所記錄的事實也頗有幫助。傾聽當事人親歷者述說他們各自的經歷,從羅生門式的言人人殊可以逐漸走進歷史的現場,進而將對歷史的認識通過敘事自然呈現,而不是用主觀色彩很強的議論強加給讀者。

治史如老吏斷獄,法官斷案,先要詳細聽取兩造的陳述、辯詞及取證,了解案情,才能依據法理和律令進行審判,若是先入為主,想當然地據理援例,不知造成多少冤屈。同理,治史首先要竭澤而漁地網羅證據,透過表象的蛛絲馬跡,揭示背後錯綜複雜的聯繫,進而究明事實本相及涉事各人的本意。所有分析的理論模式,旨在梳理證據,還原案情,而不能削足適履地照搬套用,將證據案情作為法理的註腳。況且治史較審案還原度要求更高,所謂鐵案如山,後者只要關鍵證據過硬,前者必須全體水落石出。

由此可知,敘事並非不講理,只是應在弄清事實的基礎上再講道理,或是考史敘事的過程中呈現出理之所在,而且所講道理應源自事實,而不是簡單地將事實當作別人所講道理的註腳,甚至套用別人的道理來講事實。今人模仿域外研究,不顧其模型學理並非生成於中國,也未必適用於中國,一概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理,照搬套用,削足適履,以犧牲中國的歷史為代價,所論不過證明其道理的普遍適用。一般而言,如果複雜的歷史事實真的梳理清楚,所蘊含的道理大都已經蘊含其中,不言自明。況且,將思想還原為歷史,究事實的同時也是在講道理。這一切,都有賴於耐住性子傾聽歷史的原聲,只有聽,才能懂,不聽則永遠不可能懂。如果聽不懂,應該提升能力,而不是因噎廢食,放棄傾聽。

史學的敘事與說理,應以前者為基本,而史事不能自動呈現,要借由史料才能重現,不同的史料關於同一史事的記述各異,必須比較而近真。前後幾件史事彼此聯繫,也必須比較才能得其頭緒。既然史事由整理材料而呈現,比較不同的史料也就成為敘事的憑借和重要環節,不能將史料與史學分離,更不宜將史學理解為說理,將論置於史之上。治史要有理論且突顯論的重要性,不無將說理置於史學功能的首位之嫌。此說緣於研究歷史的目的是發現歷史規律,又誤以為歷史規律是求同而來,將史學混同於社會發展史。所謂規律,為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繫。歷史上的所有人事均為單體,不可能完全重復,所以不能用一般科學原理來求,尤其不宜於邏輯的歸納法。歷史規律是單體人事前後左右無限延伸的普遍聯繫,這與史學首重敘事正好高度吻合。

認真傾聽歷史,放棄後來者自以為是的評判,不帶成見,約束主觀,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了解前人前事的本意本相,並盡可能完整恰當地呈現於讀者面前。歷史愛好者尤其是讀書種子和專業人士,應調整改變固有的閱讀習慣,將引文行文視為一體,了解所陳述的史事和欣賞所釋放的原音。雖然引文行文仍有文白不一的駁雜,可是若統統改由轉述,文體看似一貫,文字卻難免繁瑣,且容易變形走樣。在不能兩全其美的情況下,應盡可能保持原態,以免發生二次錯誤。從這一角度理解傅斯年材料越生越好的說法,不無可取之處。

傾聽歷史的原聲,當然有不同的主題,因而也會有所取舍,並非完全隨波逐流,堆砌羅列,既不能跟著前人講言人人殊的故事,也不能無視歷史意見侈談自己的認識。近20年來,筆者以集眾的形式進行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研究,同時展開近代中國史事編年系列的編撰,其間認真揣摩長編考異與比較研究的相輔相成,並嘗試將思想還原為歷史,為今後的研究奠定了取徑與做法的重要基礎。按照歷史本來的順序,在整體脈絡之中展現各自在相應時空位置之上的相關言行,成為努力的方向。

或以為要想恰當理解歷史上的物事及其指稱,應當首先明確定義,以免各自任意,莫衷一是。實際上,好從定義出發研究概念認定事實,而不是還原歷史以把握概念的所指能指,正是混淆時代意見與歷史意見的典型表現。須知集合概念往往後出,而且經過約定俗成的演化。後來的定義雖有助於當下避免濫用(包括現時和歷史兩方面),卻無論如何不可能涵蓋歷史上所有的文本和事實。即使當時的概念,有此一說也不見得均如此說,除非詳細論證,否則以偏概全的認定非但無助於解讀材料史事,而且會妨礙準確地重現歷史。沒有現成框架就不知如何解讀史料,沒有先入為主的定義就無法認識事實,豈非本末倒置?遺憾的是,這樣的本末倒置恐怕正是時下相當普遍的現實。長此以往,歷史認識與歷史事實之間勢必越來越隔膜。如果不加分辨地將歷史認識當作歷史事實,將是非常危險的事。

傾聽歷史的原聲,方知原來自以為熟悉的聲音很可能經過變聲處理,回到真實自然的音響世界便顯得很不協調。而選取一些異調拚合而成故意立異的所謂新說,弄不好也是妄人妄語。歷史的原聲,並沒有那麼多塵封已久的秘辛和匪夷所思的離奇,也並非都是精心設計的陰謀論和不可告人的見光死。凡此種種,反映了持論者的少見多怪。拋去那些稀奇古怪的翻案鉤沉,刻板呆滯的說理套話,歷史勢將更加豐富多彩。無數的好材料,都是由於技藝不佳而索然無味。品嘗者與其因此而丟掉食材,不如舍去以為增加含金量實則蹩腳拙劣的加工,直接品嘗原汁原味的無窮精彩。

學會傾聽歷史的原聲,學人和讀者應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