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作弊,教授糾紛:西南聯大的「秘聞往事」

原標題:學生作弊,教授糾紛:西南聯大的「秘聞往事」

1938年4月2日,教育部發電命令國立長沙聯合臨時大學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文、理、工、法商、師范5個院26個系,自此,這所匯聚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精華的聯合大學,在抗戰烽火中的西南邊陲誕生,直至1946年7月結束運行,存在了8年。

去年11月1日,90餘位年逾90的西南聯大老校友在北大歡聚,紀念西南聯大建校80周年,引出一片讚譽。而最近一次,公眾重新將目光聚焦於西南聯大,又是因為電影《無問西東》的熱映。

80年過去,西南聯大非但沒有被人們遺忘,反而成為教育史上的傳奇。有關西南聯大的回憶文獻、學術著作、文學作品,層出不窮。但這些,呈現出的並非西南聯大的全貌。在大師雲集、人才輩出、學風自由等種種標籤背後,西南聯大的精神與傳承全然符合我們美好的想像嗎?或者,我們選擇性地忽略了它不為人知的一面?

今年出版的《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為我們了解西南聯大提供了更多細節與不同的觀察視角。在鄭天挺留下的1938年至1946年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以北大秘書長的身份,兼任聯大總務長,負責處理學校中有關人事、薪酬發放,以及校舍維護等各種日常事務。

鄭天挺(1899-1981),又名鄭慶甡,字毅生,福建長樂首占鄉人,生於北京。是大陸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1924年起,任教於北京大學。抗日戰爭爆發,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總務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南開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副校長。

我們從《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看到的聯大,無論是教授,還是學生,都不再給人浮於雲間的感覺,因為在他筆下,同樣也有聯大教授對薪酬斤斤計較,學生也會考試作弊,讓我們腦海中的聯大,一下和自己的生活經驗聯繫起來。此外,鄭天挺還記下蔣夢麟、羅常培等教授對時局的判斷,有助於我們深入了解民國知識分子的戰時理念及戰後抉擇。

鄭天挺(1899-1981)是著名的明清史學者,建樹頗多。他早年在廈門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任教,「七七事變」後一度留守北平,主持北大校務,後護持學生南下,成為西南聯大的史學系教授。1940年,鄭天挺受邀出任聯大總務長,參與學校管理。

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即詳細記錄了他在此期間生活、工作狀況。鄭天挺在日記中,曾懷疑自己日記的價值,「時事不書,個人之胸臆感想不盡書,讀書所得又別書,每日徒記起居行止,大無味也」,只希望能在「起居外略有論述,以矯己弊」。

但在今人看來,作為學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鄭天挺現存日記中留下了太多有關西南聯大細節,其中既有相關回憶中常見的戰時跑警報、高物價,也有大量少為人知的「秘聞」,涉及校際矛盾、學校管理,乃至教授醜聞,有助於我們全面了解西南聯大。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作者:鄭天挺,版本:中華書局,2018年1月

出掌總務,純屬無奈

西南聯大建立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依舊保留有相當大的獨立性,分別在昆明設有辦事處,處理本校事務。至於聯大整體校務,則由常務委員會(一直由梅貽琦任主席)及其下設的總務處、教務處、訓導處負責。1939年末,心理系教授沈履辭去總務長職務,並推薦鄭天挺繼任。次年初,聯大常務委員會決議:「聘請鄭天挺先生為本大學總務長」。

鄭天挺長期任北大秘書長,具有相當豐富的行政經驗,但他在日記中早有「此次南來,決意讀書」的話,不想再在事務性工作上分心。於是鄭天挺多次向梅貽琦請辭,但常委會成員楊振聲、馮友蘭等上門敦請,並留下「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的字條。

僵持至1940年1月下旬,周炳琳、查良釗等同仁開始以「為免引起校際間之摩擦,影響合作局面」的理由,勸鄭天挺暫時「犧牲個人」,意即身為北大教授的鄭天挺不能太拂清華校長梅貽琦的面子。同時,北大校長蔣夢麟親自承諾,總務長一職只讓鄭天挺當到暑假,然後就另聘他人。鄭天挺在日記中無奈地寫道,「當時心雖不願,但師命又不便違」,更要「免除校中糾紛、兩校誤會」,不得不勉強受命,出任西南聯大的總務長。

鄭天挺日記原件(1939年5月1日)。

從此,鄭天挺過起「八時起」、「九時入校治事」、「十二時歸」、「三時再入校」,直至「十二時就寢」的規律生活。總務長的日常工作,如其某天日記所道,「勉仲來談購公米事,與月涵商調整薪俸事、職員懲戒事」——勉仲是查良釗、月涵是梅貽琦。

鄭天挺被迫任職,從來沒放下辭職的念頭。1940年8月,早先約定的暑假已過,但因聯大舊校舍租期將到,遲遲沒能找著可搬的新地方,鄭天挺不得不硬著頭皮繼續做,預計「學校校舍問題解決後」,再辭總務長。同年9月,一聽說沈履有意回聯大,鄭天挺就在日記中樂觀表示「餘之脫離苦海可能有期矣」。然而,聯大校舍問題遲遲沒能解決,沈履也沒有再回聯大,鄭天挺期望中的辭職機會,一直也沒能出現。

對於鄭天挺的工作,任繼愈曾有回憶,「他處理那些極瑣碎、極不起眼的總務工作,從容不迫,辦事公道」,尤其「善於處理糾紛,協調同事之間的關係,對不利於三校團結的言行不支持、不擴散,使它消弭於無形」,而「這些功勞,鄭先生生前從來不曾對人表白過」。《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恰為任繼愈以上回憶提供了豐富的佐證。

鄭天挺1939年留影。

協調三校,力避矛盾

鄭天挺為了不傷害北大、清華關係,才同意總務長的任命,他就職後,一大任務也是處理校際矛盾問題。1940年9月,梅貽琦被一些教授指摘,一度欲辭去聯大常委會主席職務。鄭天挺日記中推測,如果梅貽琦辭職,繼任者必是蔣夢麟,同時自己任總務長、樊際昌任教務長、楊振聲任秘書主任,那麼「等於以北大治三校,此事之萬萬不可者」。

為照顧三校權力平衡,鄭天挺一面向老師蔣夢麟建議,必須讓「清華、南開各任一長」;一面給梅貽琦去信,稱「先生若去,則天挺當立即離去也」。鄭天挺還代表蔣夢麟,前去挽留梅貽琦:「在三校合作局面下,一人去留,關係甚大」,才打消了他的去意。

聯大八年,之所以一直由梅貽琦主持,除了蔣夢麟、張伯苓長期在重慶,無法再照顧昆明校務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梅校長能動用清華的中美庚款基金,補助西南聯大的經費開支。但清華人對基金的使用十分敏感,鄭天挺1941年4月的日記提及一件事,「枚蓀(周炳琳)來,晤於辦公室,謂清華大學因北大向教育部請款,部擬自從清華基金撥五十萬,甚感不平,以為北大用政治力量壓迫清華。」指責北大占用清華的庚款基金。事實上,如鄭天挺所記,北大「決無分潤或剝奪清華基金之意」,蔣夢麟也及時向梅貽琦說明了情況。

校際爭端還從國內延伸至海外,出身清華的陳福田告訴鄭天挺,「美國北大學生甚少,清華最多,南開次之,聯大學生均參加清華同學會」,鄭天挺認為「此可注意者也」。

化學系在做實驗。

    

1944年7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問西南聯大同時,贈送了一批物品,也是鄭天挺組織北大、清華、南開和雲大四校均分,北大分得「顯微鏡二架、筆二套、刀二把、剃刀二把、刀片二盒、縫具三套、鋁條二盒、胰子一塊」,只有一些藥品統一存放在聯大。

至1945年,戰事行將結束時,鄭天挺開始考慮善後事宜,其中有一條就是「請教育部承認北大、清華、南開之存在,一切權益與他校等」。由此可見,三校從來都是各自獨立的,聯大僅僅是如梅貽琦所言,融合了三校的原有精神。

人事糾紛,耐心處理

總務長需要處理的日常事務還有很多,比如複雜的人際關係。1940年7月,聯大會計主任和事務主任交惡,鄭天挺勉勵他們「勿因私忿誤公務」;到了8月,聯大事務組和會計師又發生摩擦,鄭天挺只好「約事務、出納、會計各主任談話,並為諸人調停。」同月,傅斯年和姚從吾發生糾紛,堅決要辭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職務。鄭天挺想當面調解,就派車到鄉下,接傅入城。誰知傅斯年來了後,又大發雷霆。鄭天挺在日記里無奈地寫下原因,「以餘之接其來而無重大之事也,以為騙之」。好在最後說服傅斯年沒有辭職。

涉及薪資的問題更難處理。有幾個聯大職員看到文書組(總務處下屬部門)主任朱匯臣拿到教授獎助金,就給學校寫信,要求同等待遇。朱匯臣認為這些人有意針對他,憤而辭職。鄭天挺出面無效,在日記中慨嘆,「獎助金之發系由部自定,而非由本人所請。則匯臣自不負責,其欠缺處,在請審議資格時,與現任教授同呈並列耳。」

朱匯臣走後,梅貽琦、鄭天挺幾次請聯大秘書章廷謙繼任,都被回絕。章廷謙向陳雪屏抱怨時道出原因:「學校不知其地位,此事有類侮辱」,「從前今甫(楊振聲)為秘書主任尚不能以屬下示我,現在何能聽命於總務處。」章廷謙戰前曾在北大任教,自然不願被人看作職員。鄭天挺急忙向章廷謙申明:「個人已代為盡最大之努力」,「絕無視之為屬下之意」。

學生們在上課。

中文系教授羅常培是鄭天挺最好的朋友,他1944年夏提出,想在新學年的上學期開四小時課,下學期不開課,僅指導研究論文。聞一多聽說後,表示:「我亦效法。」朱自清也不甘落後:「我亦不開課,或僅教大一。」鄭天挺日記中說,「國文系中,老教授惟四人,而今甫休假,此事傳於外,亦將貽人口實。」老教授們個個「偷懶」,真讓鄭天挺為難了。

1945年2月,聯大更發生了一個有意思的事:物理系將所存的一個電表,以15萬元賣給南院宿舍。鄭天挺得知後,認為系里直接將東西賣給學校不妥,於是變通一下,在給物理系的常規經費外,多撥給15萬,給他們購買儀器。有人就此散布謠言,說庶務趙世昌勾結物理系,把電表私賣給外人,原價100萬,只收了15萬。鄭天挺當即找來造謠的兩個人,告訴他們:「凡事有不明白者,可隨時來問,不應無中生有,造作謠言。」事後,鄭天挺在日記中分析,「此事不過因不滿趙世昌之管理建築,故為此不負責之批評,而不知其牽涉之大,影響之大,故不能不嚴格處之也。」

繁忙操勞,不忘治學

對聯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鄭天挺也極為關心。1940年10月,聯大校區被炸,鄭天挺「遂不待商之常委,立時宣布下午發貸金一月,並設法救濟被難學生」。1943年6月,鄭天挺從蔣夢麟的女兒蔣燕華(聯大外文系學生)那里得知,「一年級考試作弊者甚多,尤以大班人多者為甚」,認為「此非深究嚴懲不可也」。對於自己所授的明清史課程,即是嚴格要求。

在鄭天挺日記中,幾乎每天都有關於閱讀的內容,如「讀明人筆記」「檢《東華錄》」「讀《吳梅村集》」「檢校《熙朝新語》」等,即使是跑警報,在防空洞也要「攜《雲南通知·俗祀》一冊讀之」。昆明戰時經常停電,鄭天挺認為,「今謂無電燈不能讀書,蓋自棄之遁詞耳」,他身體力行,點油燈也一樣讀書、撰文至深夜。

《清史探微》,作者:鄭天挺,版本:商務印書館,2014年8月

1943年6月,鄭天挺完成《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初稿,他日記中感嘆,「此文隨輟且兩月,此可見餘之棲棲終日不遑筆墨。然百忙中有此一二小文,亦差可對抗戰之大時代及國家民族也。」鄭天挺戰時所撰《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等,都是清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同時,鄭天挺對學術虛名看得很淡。1944年5月,鄭天挺收到蔣夢麟的信,「謂學術審議會定餘論文為三等獎,並雲‘大著之價值,僉認為應得二等,因分量太少,故與他相較只能給三等’雲。」在鄭天挺看來,「餘能得三等已覺過分,絕無所怨」,但「學術論文而以分量衡量,斯所未喻,決意辭不接受。」過了幾天,有人告訴他:「教育部新定章程,送審議者論文必在五萬字以上」,鄭的文章「不及其數,故列三等」。鄭天挺頗為不解,「餘文果與新規定不合,應不予獎或退還,今由二等改三等,何也?」於是拒絕受獎。

應該說,鄭天挺是聯大學者致力學術的一個典型。為鼓勵學者開展學術研究,教育部從1941年-1946年,舉辦了六屆學術評獎活動,分別給予一、二、三等獎獲得者2000-10000元獎勵。聯大教師先後獲獎30餘次,包括一等獎的周培源《激流論》、吳大猷《多元分子振動與結構》,以及馮友蘭《新理學》、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等。

《鄭天挺明史講義》,作者:鄭天挺,整理:孫衛國,版本:中華書局,2017年11月

當然,鄭天挺也有懈怠的方面,如1940年6月,他「與介泉(潘家洵)談補習英文,餘頗欲乘此暑假用功英文,餘於此太差,不得不努力也」,但是後來幾年的日記中,極少看見鄭天挺學英文的記錄。相反,練拳健身和擲「升官圖」遊戲的時間很是不少。

身在書齋,關心國事

在《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還能看到學者們對時局的廣泛關注。如對戰爭走向,1940年5月,鄭天挺「與公超同往才盛巷,知歐戰甚激,荷蘭已降,比軍亦敗,於是知大陸抗戰三年真不易也,只此已足睥睨當世」。1941年2月,鄭天挺「以日人不南進為憂。蓋深恐日不南進,不與英、美衝突,一旦德、義失敗,單獨議和,將置大陸不顧也」,害怕歐洲戰事一旦結束,英、美會放任日本侵華。幸運的是,日本空襲珍珠港,將美國拉入了戰爭。

1942年4月,鄭天挺還和文學院院長潘家洵打賭,很樂觀地預測,戰爭至第二年夏天就能勝利。鄭天挺寫下一個字據:「鄭天挺曰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夏同盟國必勝,中國必勝。證明人:潘介泉。」鄭天挺當時還說:「此條可懸之國門,願千金易一字」。過了兩天,美軍轟炸東京等地的新聞傳來,同在歷史系任教的邵循正對鄭天挺說:「如此則君昨日之預言或可驗矣。」出乎鄭天挺的預料,後來戰爭又持續了三年多才結束。

西南聯大歷史系1943級畢業紀念,前排右二為鄭天挺。

在1944年6月左右,戰事發展真正趨於明朗。鄭天挺「見壁報知盟軍在歐洲登陸,地址在法、比交界處。歐戰結束,其真在今年乎?」在當年組織聯大學生參加青年軍時,鄭天挺在日記中很少見地表現出激昂情緒,「餘實有投筆之意,但不願借此招搖,更不願做官。如身體及格,餘願為一名小兵……不於此時報國,更何所待?」

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1945年8月,鄭天挺在當月6日的日記里預計,「大約十月間粵漢線可恢復,其投降最遲不逾明年」,結果僅僅過了幾天,即傳來日本投降的消息。此後,鄭天挺的主要身份將從聯大總務長回歸為北大秘書長,和梅貽琦等商議如何「分家」了。

逝世前四日的鄭天挺。

總之,從鄭天挺所留日記,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微觀中的西南聯大,它和現在的學校一樣,不只有理想和榮耀,也有內部矛盾、人事糾紛。細節中的聯大,顯得更加真實。

作者:楊津濤

編輯:徐學勤、張得得、徐悅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