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同身受:司馬遷為何塑造勾踐嘗膽形象?


我們常以「臥薪嘗膽」這個成語形容人刻苦自勵、發奮圖強。的確該成語的典故最早來源於《史記》,卻又不完全同於《史記》。司馬遷在《史記》中著力塑造了一批能夠忍一時之辱而終能成就功名的人物形象,句踐即為其一。

司馬遷在其身心遭受巨創後載錄了句踐「嘗膽」的故事情節,這是《史記》之前的史料所未涉及的: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彩……

文中司馬遷僅僅為句踐設計了一個「嘗膽」的情節,卻並未有「臥薪」一事。「臥薪嘗膽」一詞最早出於蘇軾的《擬孫權答曹操書》一文,稱「仆受遺以來,臥薪嘗膽,悼日月之逾邁,而嘆功名之不立」,稱孫權「臥薪嘗膽」,與句踐實際並無聯繫。

而《呂氏春秋·季秋紀》中有言:「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放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焦唇幹肺,內親群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描摹出句踐為激勵自己復仇,給自己創設的艱苦條件,唯恐安逸的生活消磨了自己復仇的意志。

而蘇軾所言「臥薪嘗膽」,極有可能是其結合《呂氏春秋》之「身不安枕席」以及《史記》中的「嘗膽」兩個典故,合二為一,造出的成語。此後,南宋文人諸如杜范、華嶽、黃震等人,才將此成語真正運用至句踐故事。

然而我們回顧《史記》中司馬遷對句踐「嘗膽」之事的記載,再綜觀《史記》之前的文獻典籍,卻並沒有發現關於句踐「嘗膽」的記載。那麼,歷史上究竟有無越王「嘗膽」之事?這極有可能出自太史公的文學想像與虛構。究其原因,此情節的載錄大概受司馬遷自身經歷的影響。

太史公慘遭宮刑,又因父親「餘死,汝復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的臨終囑托,再者是自己「所以隱忍茍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的揚名之志,使得司馬遷只能將自己的不滿情緒融入文章之中。

凌約言在《史記評林》也稱:「太史公於凡士之隱忍而不死者,必漬漬不容口,豈其本志哉?無非欲以自明,且舒其鬱悶無聊之情耳!」司馬遷雖不是利用語言文字泄私憤,但這種身體摧殘之恥、心理不堪之辱極有可能強化了其創作的決心,成為其創作的源動力之一。

而任何藝術衝動都是心理和生理力的合成,司馬遷的這種憤而著書的衝動便屬於「創作顯動力」,是「藝術家因各種物象、事件的觸發,常發生心理波動,造成失衡,並引發適當強度的情感。宣泄情感,以恢復心理平衡」。其中主要強調的便是外界的刺激,而這種外部刺激在發揮其動力作用的同時,有時將情感直接表露在作品中,有時卻是在超越創傷的過程中,戰勝自卑,從而創作出名垂後世的文章。

這與司馬遷的創作經歷基本一致,是將其自身的情感意識寄托在句踐身上,賦予筆下人物一種新的、歷史本無的精神氣質,故句踐隱忍「嘗膽」一事就此應運而生。也正是因為「嘗膽」這一情節的增設,才從側面表現出句踐隱忍之艱辛、復國之不易,也才更讓句踐這一國之君堅毅、奮起的形象赫然而立。

除了貫穿《史記》全篇的司馬遷的身世經歷問題,還有一些隱含的因素,構成了司馬遷筆下句踐隱忍「嘗膽」的文學形象。

首先,我們從《越王句踐世家》標題的擬定,到文中字里行間,以及對史無所載的句踐苦身焦思、坐臥仰膽情節的增設中,不難看出司馬遷對句踐的溢美之詞。

同為春秋霸主,只有句踐一人於《史記》標題中明確被稱為「越王句踐」;同為《史記》「世家」,吳太伯、齊太公、魯周公、衛康叔皆因是周王室親族且功勞卓著,故在「世家」中被尊稱,唯獨句踐憑借「其先禹之苗裔」的簡單記載,以及自身多年的辛苦經營,於東南蠻夷之地開疆拓土、稱王稱霸。

故而《太史公自序》中關於句踐的論讚詞中便有「句踐困彼,乃用種。嘉句踐夷蠻能休其德,滅強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此等作標題之法,不僅體現著一字寓褒貶的春秋筆法精神,更折射出司馬遷寄人生觀和史學觀於標題的動機:抑彼而揚此。

句踐勤政賢能,符合司馬遷心中的明君形象。司馬遷並不因越國處蠻夷之地就輕視貶低句踐,反而不吝筆墨加以誇讚,這是司馬遷進步民族觀的體現。他也在書中多次歌頌聖賢之君,上至五帝堯舜禹湯,下迄本朝賢能君王,他都予以極高的評價。

對於句踐,司馬遷借伍子胥之口重申「句踐為人能辛苦」,「食不重味,衣不重彩,吊死問疾」,是位勤政有德的君王。因而就司馬遷的身世經歷以及所處的時代背景,句踐在《史記》中的地位便被有意無意地抬高了。

司馬遷受孟子思想的影響,以為承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孟子有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也,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句踐「嘗膽」一事,確是「苦心志」、「忍性」之舉,亦符合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所謂賢人是在困境中造就的道理。

司馬遷為一心復仇的句踐增設了「嘗膽」情節,使句踐具有了一種在逆境中求生、在艱苦惡劣的環境下成長的鬥志。此情節的設置,直接體現了句踐隱忍發奮,終成就霸業的形象。

其次,通讀《史記》全篇,不難發現,司馬遷還是較為推崇那些敢於復仇之人。伍子胃自楚逃亡至吳,終不忘楚王殺父兄之仇,隱忍數年而鞭屍平王,報仇雪恨;范雎自魏亡秦,不忘自己在魏國廁中之辱,及位秦相,終得魏齊首級,一雪前恥。

這種隱忍復仇的例子在《史記》中比比皆是。對句踐復仇之事的描述,顯示出司馬遷對句踐堅忍復仇精神的推崇。然而吳王夫差與越王句踐同有復仇事跡,為什麼司馬遷更加偏向於褒揚句踐而貶抑夫差?雖妄然揣度司馬遷的寫作傾向難免失之武斷,但我們還是可以通過簡單的分析,去厘清《史記》中關於句踐形象塑造的一些線索。

(一),相比於自殺的夫差,司馬遷更加推崇隱忍茍活、以報吳仇的句踐。《史記》中涉及句踐忍辱負重的篇目除了《吳太伯世家》《越王句踐世家》《伍子胥列傳》之外,還有《仲尼弟子列傳》《蘇秦列傳》《屈原賈生列傳》《貨殖列傳》,後幾篇雖只提到一兩句話,但基本都表達了句踐被困會稽而忍辱負重,終因禍得福而滅吳稱霸的主旨。

而就忍辱負重言之,司馬遷的看法顯然與傳統儒學有很大的出入。傳統儒學主張舍生取義,以死殉名,而司馬遷偏偏另辟蹊徑,推崇那些「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天下」的人。

(二),夫差窮兵黷武,句踐正義稱霸。夫差復仇之後,不行霸主之道,不繼祖德,反以霸主之尊南征北戰,四處討伐諸侯國,這點並不符合司馬遷統一的民族思想。而句踐稱霸之後卻致貢於周,歸還各諸侯國失地,履行霸主職責,得諸侯朝賀。

(三),夫差狂妄自大,小勝而驕;句踐隱忍復仇,始終如一。《史記》之前的文獻諸如《墨子》《淮南子》等皆言夫差勝而後驕,論述其種種敗因,但句踐則往往被稱為「聖人」「明主」。因《史記》寫作參考此前文獻頗多,故而受此影響較深。

且句踐忍辱負重後終得善果,稱霸至終,後世子孫受福蔭若干年。而夫差憑借其父闔廬所積淀的恢宏國力就輕而易舉地使越國臣服,此後便滋生了種種狂妄情緒。又與越國荒成不盟,越不為敗而吳不為勝。因而,夫差雖得復父仇,然終究是不徹底的復仇,乃至身死國亡。

司馬遷在尋求心理認同感的同時,所選擇的頌揚對象定非如夫差般先隱忍復仇,卻在得到一點成就後便狂妄自大的君王,而是如句踐般始終如一、不滅吳國誓死不休的隱忍發奮、謙恭用賢之君。

(四),夫差復仇是被動的復父之仇,而句踐復仇是主動的復己之仇。《史記》一改《左傳·定公十四年》中「夫差使人立於庭,茍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的說法,轉而改為闔廬臨死前對夫差說:「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夫差對曰:「不敢!」的記載。

從自覺主動地承擔復仇事業到被動接受父親臨終所托,性質發生了改變。且《史記》中對夫差復仇前的準備幾乎沒有描寫,只是簡單的一句「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而句踐卻是主動地復己之仇、復越國之仇。

司馬遷對句踐復仇的記敘也相當詳細,情節完整,篇幅宏大。司馬遷對夫差復仇性質的變動,以及對復仇前準備工作的描寫,也就間接表明了司馬遷對夫差與句踐的不同態度。

(五),夫差的復仇屬於非正義性的復仇,而句踐甚至伍子胃的復仇屬於正義復仇。夫差之父闔廬於對越發起進攻的攜李之戰中傷亡,戰爭本身具有侵略性質。但句踐兵敗於夫椒之戰中夫差的尋仇,且自身受辱於吳國,入吳三年能夠忍辱負重;伍子胥父兄受讒言冤死,自身也在逃亡途中顛沛流離,從而更加強化了其復仇的意志。

顯然句踐與伍子胃的復仇是涉及自身的正義性的復仇,而夫差的復仇是非正義的。故而司馬遷對句踐以及伍子胃持褒揚之態。因此,就算《史記》中夫差與句踐同有復仇之事,也可能因以上五點原因而出現褒貶不同的傾向。

我們也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到:司馬遷對於正義隱忍復仇、謙恭謹慎而終於稱霸的句踐報以極高的頌揚。也正因此,司馬遷對句踐故事的記述對豐富句踐的故事、深化句踐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司馬遷《史記》之前,從未有人記載句踐所謂的「臥薪嘗膽」,而司馬遷之後,卻有創作者不斷豐富著句踐「嘗膽」的故事。

撰稿/亞玲【讀史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