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有趣的地方就是永遠沒有標準答案


采寫 | 潘文捷

編輯 | 朱潔樹

「是時候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了。」台灣作家楊照在其「中國通史」課程的第一講便拋出了這樣一顆「炸彈」。

獲得哈佛大學東亞史碩士的楊照,從2007年開始,受台灣「敏隆課堂」和「趨勢講堂」的之邀,兩次講述了「中國通史」課程。他把寫出了《國史大綱》的錢穆當做學術偶像之一。錢穆在北大歷史系任職時,系里的必修課「中國通史」要求每個老師輪流講課,把自己擅長的時代濃縮教學,將不同的斷代歷史接續起來。錢穆卻不同意這種做法,他提出:每個老師都給出片斷的知識,怎麼能讓學生貫通地理解中國歷史?於是錢穆提出要自己來教授全部的「中國通史」課程,此舉在當時或許被視為狂妄,但楊照對錢穆的做法深表認同,他認為,錢穆堅持一個人教授「中國通史」課的做法,正源於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理想。「通史」的「通」就是應當建立一個有意義的觀點,幫助讀者看到中國歷史當中一些特殊的貫通變化。楊照希望自己也能夠在接近無窮多的歷史材料當中,有意識、有原則地挑選出一部分,講好如何認識中國歷史的故事。

講述「中國通史」的經驗讓楊照在十年的時間里寫成了13卷冊的《講給大家的中國歷史》。他發現,在過去百年里,新史學、西方史學的諸多方法被引進和運用到中國歷史的研究當中,產生了很多突破性的成果。可是這些有趣的看法卻遲遲沒有進入大眾的歷史常識當中,以至於現如今大多數人對中國歷史的認識,還是囿於帝王將相的故事、王朝更迭的講述,把故事當做事實,卻不知道這些事情如何發生以及為何發生,無助於從歷史當中理解人行為的多樣性以及個體和集體行為邏輯。另一方面,人們還常常誤以為歷史有趣的地方不過就是古為今用,因此抱著一顆功利心學習歷史,卻錯過了其中的真正樂趣。

「歷史有趣的地方就是永遠沒有標準答案。」楊照告訴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他試圖做的,就是打破歷史教育體制要求背誦和默寫的「標準答案」,重新點燃大家對歷史的好奇心。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我們太習慣在過去兩千年中尋找類似的東西」

界面文化:在《講給大家的中國歷史》開篇,你就指出今天我們應當「重新認識中國歷史」。我們以往對於中國歷史的認識,有什麼問題嗎?

楊照:我們太習慣在過去兩千年中尋找類似的東西,忘掉了過程中有很多差異的部分。

中國歷史悠久。尤其是宋代以後,隨著文人文化的發展,人們非常重視歷史。不過,人們總是會用自己一代的價值觀、文化標準去認識和重講歷史,因此幾千年的文化就越講越雷同。舉個例子,商周之際是什麼樣的?在傳統的說法里,我們會把商周當成連續性的朝代變化,好像和其他的朝代更迭沒什麼差別。可是回到史料上,在安陽的考古挖掘和各方面的重新認識之後,我們才知道商人和周人的文化是不能共融的。商人是神鬼的文化,周人是以人為本的文化。文化變遷造成了紂王具備巫的身份而周武王沒有。

玉瑗,商代,河南省安陽市出土,安陽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我講中古史的時候,很關鍵的兩件事就是中古史和近代歷史的皇帝制度、社會結構非常不同。社會的貴族力量是什麼?他們和皇帝、和普通人是什麼關係?在那個時代發揮什麼作用?傳統歷史的想像中,皇帝總是高高在上。沒錯,秦皇漢武是高高在上,可是漢末從桓、靈之後,皇帝在當時的軍閥眼中就不是這麼回事了,才會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事件發生。皇帝地位一直不斷下降,豪族地位不斷上升。到了南朝,豪族無比囂張,皇帝的位置對他們來說是「非不能也,不為也」。這段以貴族社會為中心的歷史圖像和我們後來的認識差太多了。

界面文化:你認為我們太習慣在兩千年的歷史里去尋找類似的東西,其實這也和我們按照朝代講述中國歷史的模式——王朝史觀有關係。你提出,要重新認識中國歷史,就要放棄「賢君良臣治國、野心小人誤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治亂更替敘事。為什麼這麼說?

楊照:王朝史觀沒有讓我們得到太多好處,而且還混淆了我們應該看清楚的東西。王朝史觀的背後是循環歷史觀。這種觀點認為歷史是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循環的。一個朝代如何開國、如何中興、如何衰微、如何滅亡,變成了一個套路。

事實上,夏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在朝代史里的標準是不統一的。我們不知道夏朝是不是一個朝代,而商代劃分的標準600年,周代是800年。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和後周加起來不到100年,不同的王朝差別可以這麼大。

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就說明了王朝史大有問題。西晉、東晉、宋齊梁陳。但是宋齊梁陳接不上隋唐,因為隋唐是北邊來的。那怎麼辦?按照朝代史的單線發展,我們就沒有辦法理解了。唯有從北朝連上,但北朝是五胡十六國,組不成王朝史。只有北魏、北齊、北周到東魏、西魏,才接上了隋文帝,再後來到太原的李家。而這些都和南朝無關。

界面文化:除了王朝史觀,建國以後,大陸歷史學界還受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給我們看待歷史帶來了什麼新的角度?

楊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傳統歷史最大的差別就是不以人物為中心。太史公建立起來的體制是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本紀、世家、列傳都是寫人的,書和表這兩種不以人為本的寫作後來在正史中很少見到。到了《資治通鑒》,情況就更嚴重了,編年的過程中基本是以人為主,講帝王將相。但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不是講這個,群眾、階級、生產,是唯物史觀的前提。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逼著我們在建國之後的30年把中國歷史重新翻過一次,尋找不是帝王將相的歷史的力量。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前提重新整理中國歷史就會有很不一樣的斷代的看法。在這個意義上,非常正面地幫助我們理解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另一方面,最大的問題就是唯物史觀里的階段論。原始生產制度、原始共產制度過渡到封建制、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這套完全來自西方歷史的經歷,經過馬克思的歸納整理成為了科學規律,成為了建國之後史學界不能夠打破的標準答案。因此,我們是有了標準答案之後再回頭要求中國歷史進行配合,造成了很大的傷害。

我講的上古史,第一個出現的人物是周公。在周公之前,有很多人物的神話傳說,但沒有明確史料,難以追究,所以我就不講了。那麼周公之前的歷史怎麼講?集體和群眾的成就完全展現在考古資料上,就有很多東西可以講。所以按照這種方法,講述出來的歷史重點會很不一樣。在學術界,唯物史觀的影響還在,可是很多歷史科普讀物上依然在講帝王將相,這是一種倒退,令人遺憾。

界面文化:你提到,在唯物史觀的影響下,歷史學家努力尋找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對此,你怎麼看?

楊照:這是最有趣的故事。馬克思說,在社會主義之前一定要有資本主義階段,因此中國的資本主義階段非得存在不可。但中國真的沒有成熟的資本主義階段。當時的史學家也很聰明,他們設立了一套理論,指出中國有資本主義的萌芽期,只是因為1840年以後,帝國主義來到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被捏掉了。然後可以用到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理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期接著一轉就到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樣的解釋很聰明,可還是有很多內容經不起史料考驗。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這是因禍得福,因為在這套理論下,歷史學家挖掘了過去人們都不知道的明代行會、商會等經濟史的資料,整理完之後就提供了不一樣的視野,而餘英時先生竟然能夠拿唯物史觀下挖出來的史料去寫他的《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

餘英時,歷史學家

界面文化:在這本書里,為了讓讀者「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你想要強調跟傳統說法不一樣的部分,並稱如果傳統說法在這一百年中沒有被挑戰或被推翻就不講了。為什麼??

楊照:我假定目標讀者已經有了一套對中國歷史的傳統認知,不需要我說。我要做的是部分挑戰讀者知道的內容,讓他們了解今天史學界的很多反省和檢討。

一百年來,歷史學家讓我們對封建制度的理解遠遠超過了太史公司馬遷。《史記》里面提出,周初打敗商朝後,他們將一支支部隊、一群群的宗族派到外面去,用這種方式構建封建制度。而顧棟高、陳盤等學者研究了當時國名的遷移,指出封建制度不是把現成的土地交給宗族,而是先要他們帶著人把那塊土地占領下來,建立新的據點。顧棟高、陳盤等學者弄清楚了封建分為兩個階段,我們不能抹殺他們的心血,不能再用《史記·吳太伯世家》和之後對周代封建的說法來作為我們今天的認識和理解。

我寫孔子也是因為看到兩千年來推崇和罵孔子的人都推崇錯了也罵錯了。孔子的所作所為和他自己的時代境遇分不開,他根本沒打算讓他說的每一句話都被當成是普遍的真理來看待。孔子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他在不同狀態下說了那麼多話,背後還依循著一套我們可以推斷、理解、認同的道理和原則。當人們在要求「打倒孔家店」,指控「禮教殺人」的時候,他們批判的「禮教」其實不是孔子認定和教授的「禮」。孔子看重人和人之間的信任,人過集體生活,依靠的就是彼此信任,對別人會做什麼、不會做什麼有基本的把握。禮就是這種把握的來源和保障。孔子的禮是要追求人因為理解和信念而內化了的規矩,這個和過去的理解不同。因此我帶著讀者回到《論語》《左傳》,讓讀者重新認識孔子,讓他們看到,孔子也是有血有肉的,也有自己的脾氣和衝動,他不是一個意念先行,靠教條造出來的「聖人」,和我們傳統看法中認為的高高在上的「真理製造機」不一樣。

傳統上對孔子等人的印象和我們在更全面地整理史料之後看到的形象是有差距的。我關注的就是這個差距。《講給大家的中國歷史》寫了兩百萬字,也只夠把我認為有落差的東西重新整理過。我站在了不起的史學家的肩膀上。

關於研究視角:「應該有更多人把史學界的成果介紹給公眾知道」

界面文化:你的書是「站在了不起的史學家的肩膀上」,進行對二手資料的整理和歸納,你提出,「做一手研究不是研究的全部,甚至不是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能否講一講為什麼會這樣說??

楊照:這是因為分工不同。我知道一手資料有多重要,十幾年來我也在講「中國傳統經典選讀」,帶著我的學生回頭讀傳統經典。但是,整體的史學上是要有分工的,不是每個人都要做或者只做一手材料的研究,而且坦白說,不是每個人都適合這樣的研究。一手資料研究中,最關鍵的一樣是考據。考據的樂趣一部分在於推理,相當於偵探。而且光是喜歡推理還不夠,還要讀懂字里行間。說了可能會得罪人,史學界做一手資料的人太多,但大部分人不適合做。

一手史料要做很多的比對,同樣一件事情如果沒有找到兩個以上的不同說法,那是不該說的。我看到很多人在做很精細的考據,但因為沒有比較高的眼光,獲得了一點成就,但付出了很高代價。一些人應該做這種事。可是,如果要做兩三千年的歷史,不可能要做一手資料的研究。所以我認為在整個華文圈應該有更多人做縱觀的整理工作,把史學界辛辛苦苦做出來的成果讓更多人知道。在美國、英國的史學傳統里,這種人在學院里在社會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史景遷、卜正民都是這種人。例如史景遷,他做過一手材料的研究,但在他對歷史有了基本認識之後,做出來的東西更多是二手的整理,把別人的研究整理得幹乾淨淨、漂漂亮亮,讓大眾了解。

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喬納森·斯賓塞),歷史學家

他對中國的研究從晚明一直延伸到了當代,清史研究是其研究的起點和重點

界面文化:你是如何選擇二手資料的?比如說,在學界,夏處於既不能證真也不能證偽的狀態。面對這種有爭議的材料,你如何進行抉擇?

楊照:一手史料也有彼此矛盾的問題,比如說李世民這個人,相關史料刻畫出來的就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其實,不管做一手還是二手,做歷史研究最關鍵的就是如何判斷。

一個歷史工作者基本的態度是,根據目前為止能夠掌握的資料,下一個最能夠說服自己的判斷,這是躲不掉的,也不該躲。夏在考古的整理上和探討里是多元的。我把二里頭挖掘內容出來之前的所有關於夏的東西都當做是傳聞,因為這些大約在太史公時期形成的信息距離夏有近三千年,不能去探究。我是在徐旭生挖掘二里頭之後到今天形成的所有材料和爭議基礎上作出的判斷。另一方面,我的老師張光直先生關於夏的討論也給我很大影響。他去世(2001年)之後,這十幾年來關於夏的討論,沒有真正挑戰或者離開當時他整理出來的關於夏的基本看法。

因此,我在書里大致用了張光直對夏商周的判斷:夏朝是共主結構;最關鍵、最有把握的證據在二里頭。在把二里頭作為夏文化基礎的前提之下,我們就可以看到夏文化是什麼樣,看到來自東方的商和更晚的來自西方的周是什麼關係,探索出能夠回答的問題。張光直和蘇秉琦幾乎同時確認了一件事情,推翻了中國文明的「一元中心起源」,建立了「滿天星鬥說」。漫天星鬥說成立之後,我們就知道,在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的轉折過程中出現了夏文化,以這個地區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共主。為什麼是共主?張光直提供的方向是從二里頭來的,我在書里作了比較大膽直接的敘述,說這個突破來自夏人夯土築城的技術。目前為止,這里每一樣東西都有主觀判斷的成分,但也都是有來歷的。我選擇的來歷不是全面的,但在我自己看到的來歷中是我最有把握的、最可信的。

2015年5月,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2號宮殿的建築基址考古發掘現場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銅爵(酒器),夏代,偃師市二里頭遺址出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存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界面文化:在夏是否存在這件事上,存在著「疑古」和「釋古」兩種思潮的討論。顧頡剛等「疑古派」把從三皇五帝講起的中國五千年歷史砍了一半。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李學勤提出「走出疑古時代」之後,「釋古」之風大長。有人根據新出土的簡帛,肯定古書中所載的古史傳說,進而肯定包括三皇五帝譜系在內的傳統古史觀。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疑古」和「釋古」這兩種思潮?

楊照:我們不只是要好奇歷史發生了什麼事情,關鍵是對知識的產生者進行追問:你們怎麼知道?你們憑什麼知道?

顧頡剛等人講的「疑古」,意思是說所有沒有明確證據的都要當作是假的。傳統的信用不太好,在沒有充分的資料和證據之前,不能傳統說什麼就相信什麼。我基本的歷史學的態度依然是「疑古」,就是知道什麼、主張什麼必須要有來歷,沒有來歷的東西就只好先存疑,放在一邊。我強調優先尊重確切的史料,在此基礎上再去通過史料解釋可能沒有證據的事情。這不是一個徹底的疑古論。

舉個例子,我們要不要解釋夏禹治水、夏朝的成立?我的態度是,關於夏禹,我們沒有任何一點資料,無從解釋,那就提都不提。「釋古」的態度會是,既然留下了夏禹那麼多的傳說,一定要把這些傳說合併在一起,配合目前的考古資料,給出最合理的解釋。這樣的態度在史學當中應該要有。但是,一是我沒有這個能力做過度解釋,想做也做不來;二是這個方式講出來的歷史讓我不是很安心。所以我對中國歷史的認知是相對疑古的態度。

顧頡剛,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古史辨學派創始人

其著作《古史辨》是現代疑古思潮與古史辨派的形成標誌關於公眾普及:「歷史有很多東西是推理,不適合當故事來講」

界面文化:在書中,你提到自己有一種為大眾普及歷史的使命感,是因為看到中國歷史的學術研究與社會常識有高度落差。你認為這種落差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大眾接受新見解這麼緩慢?

楊照:一部分落差來自於教育體制,這對史學研究者來說是痛苦的。歷史教育當然應該有,但是歷史教育和我提倡的專業歷史研究的態度完全不一樣。對史學研究者來說,歷史有趣的地方就是永遠沒有標準答案。如果歷史就是一套固定的東西,要我們這些研究者幹嘛?可是,歷史教育不論是在大陸還是在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要考試,需要一個標準答案。而史學上的突破是很難變成答案去考試的。大部分的人都是在有機會接觸到史學之前先接觸到了教育體制里教的歷史,根深蒂固地認為歷史就是過去發生的明確知道的事情,歷史品味完全被打壞了,甚至認為歷史很煩很討厭,只能背誦,怎麼會覺得有趣呢?

而且,人們還會誤以為歷史有趣的地方不過就是古為今用。有什麼問題了,或許可以借鑒歷史去解答,這樣做就會有功利的心,那麼史學最有趣的點——歷史有好多沒有辦法真正解釋的東西,我們努力試圖提供各種不同的解釋——就很難進入到一般人的常識里。我試圖做的就是點燃大家對歷史的好奇心。

界面文化:你有一個提法,說你的普及工作面向的是「中間讀者」,而不是一般大眾。為什麼?

楊照:很多基礎的東西我沒有辦法講,一方面,大部分基礎的說法是通俗的嘗試,另一方面大部分內容我都不同意,所以不會去寫。對「中間讀者」也就是有基礎的讀者,我不需要和你講誰是秦始皇,只要說,對秦始皇統一六國這件事我們今天的認識和理解是什麼。

《百家講壇》節目,旨在架起「一座讓專家通向老百姓的橋梁」

界面文化:你曾經說,「即使在《百家講壇》極盛的時候,我也從來沒打算要做那樣的東西」。為什麼?

楊照:歷史和故事是有差別的,歷史有很多東西是推理,不適合當故事來講。有時候,答案本身沒有那麼重要,問問題、從問題出發尋找答案的過程更重要。《百家講壇》是一種普及歷史的方法,它的基本立場是:我們是專家,我們知道所有的東西,你只要跟著我們知道就好了。而且,把歷史當故事來說的態度會讓大家認為,講故事的人當然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通過他們就可以知道什麼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要引發大家好奇,讓你不要聽了什麼就相信什麼,必須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大部分人不習慣或者不享受這種獲取知識的方式,會說,你把發生什麼事情告訴我們,而且講得很有趣就好了,講那麼多問題幹什麼?

我做的事情也許不會讓大眾認為很有趣,但是社會上總會有一群「中間讀者」,我希望可以影響這群人。他們如何看待歷史和未來其實決定了中國能不能用更理性的方式形成我們自己國家的社會組構和未來文化走向,這是比較宏大的目標。而比較小的目標是,我曾經受惠於這些第一流的史學家的知識成果,我想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成就。

界面文化:你做「誠品講堂」「敏隆講堂」的長期「經典課程」講師,也在電台主持廣播節目,但是一次採訪當中你說不會再碰電視了。能否講講不同的媒介對內容來說有什麼影響??

楊照:課堂、廣播、電視,講同樣的東西,要求會不一樣。課堂上,只要兩百人願意付費聽課,課程就可以開下去。廣播可能只要人口總數0.05%的人來聽,就可以了。可是電視需要幾百萬幾千萬的觀眾,不會講大規模的群眾沒有興趣的東西,而且電視也會倒過來影響你講什麼或者怎麼講。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紮紮實實地按照我的學問和路數把事情講清楚,這不適合大眾。

楊照

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 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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