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風流人物:「紅色資本家」王光英

西城夢痕

王光英出生那年爆發了五四運動,揭開了中國現代史第一頁。中國的工人、知識分子高舉反帝愛國的旗幟,要求民主與科學。這預兆著他一生將在革命年代和艱難時世中度過。

他的出生地是北京西城絨線胡同。生後一百天,全家搬到西城舊刑部街。

舊刑部街是清末民初權貴顯宦的聚居區。王光英至今還記得與他家同一條街的有曾國藩、左宗棠、張作霖等的邸宅。舊刑部街王家的門牌是32號。這是一座堂皇的北京式深宅大院。高門樓、高台階、高門檻,大門口有對石獅子,門上有黃銅門釘。雕花影壁內,紅柱綠簷的回廊,庭園深深,花香陣陣,栽滿芍藥和紫藤,園中有兩株高大的白海棠樹,春季開花,含蕾時是淺粉的,開花後滿園一片潔白。

王光英的父親王治昌(號槐青),辛亥革命前留學日本,是早稻田大學商科畢業生。他沒有祖產,留學期間,是一個邊上大學邊在一所日本基督教青年會辦的補習學校當英文教員、勤工儉學的窮學生。

王槐青在日本時,晚清昏戾而擅於弄權的西太后尚稱老佛爺;以孫中山為首的志在推翻封建皇朝、建立民國的同盟會已經成立,而在封建皇朝內部,也出現了以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大官僚為首的洋務派。他們從西方國家引進大工業生產技術、設備和企業體制,培養相應的人才,欲圖自救、自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是中國從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封建社會向工業化大生產近代社會演變的開始。任何社會的真正進步,總是以經濟和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的。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出現像王家這樣的家庭就不是偶然的了。

王光英、王光美名字的由來

1918年徐世昌由段祺瑞的安福國會選為大總統後,王槐青入閣任農商部工商司長,繼而代理過農商總長。

談王槐青,不能不談他的外交生涯。這不僅關係到他的生平,他的政治態度,而且還關係到他的家庭、子女,尤其是關係到幾十年後王光英和王光美的政治命運。

也許由於王槐青是日本留學生,後來又主管中國的經濟,因而在北京政府時期,他曾以公使銜作為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參加了兩次重要的國際會議:一次是1919年舉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討論對德和約的巴黎和會,另一次是1921年舉行的討論列強海軍軍縮和太平洋問題的華盛頓九國會議。

人們很難設想,王光英、王光美這對兄妹的名字,竟會與那兩次會議有關。

有一次,王光美同人談到她和王光英兄妹二人名字的由來。她說:光英是巴黎和會那年生的。當時我父親適在倫敦,接到家中發去的電報,說我母親生了一個男孩。他觸景生情,就取名為光英。兩年之後,我父親在美國參加華盛頓九國會議,又接到一個電報,說這次生了個女孩。他又觸景生情,給我取名為光美。

做父親的無論如何難以料想到那兩次觸景生情,日後會給這對兒女帶來那麼大的災難。十年浩劫,造反派把這兩個名字說成一個是光照英國,一個是光照美國,而英美是當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不是做父親的夢想子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復辟嗎?

巴黎和會是在1919年1月舉行的,王光英的生日是該年農歷7月。時隔半年多,為什麼王槐青還滯留在倫敦呢?

原來,當時北京政府迫於民憤,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並繼續交涉山東問題。當時,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全權代表是外交總長陸徵祥和顧維鈞、王正廷。王槐青是代表團成員之一,其職銜是特命全權公使。由於當時中國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所以巴黎和會所觸發的五四運動,愛國反帝的民眾所憤怒聲討的是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這三個人都是親日派,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前者時任北京政府外交次長,後兩人先後任駐日公使),而不是上述三位全權代表。

一張珍貴的照片

王槐青在早稻田大學讀書時,有個同學,又是他的拜把兄弟,就是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國民黨左派廖仲凱。王光英幼時有個極深的印象:有許多年,王家的堂屋(大客廳)的炕上一直放著一張照片,那是廖仲凱與王槐青的合影,站在兩人中間的一個小孩是廖氏的幼子廖承志。

王光英說:那張照片放在靠牆的炕沿左邊架子上,並不顯眼,但卻放了那麼多年,這似乎能說明廖仲凱在我父親感情上占有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我後來常常想到,一個家庭、一個人的小事,是和天下大事、國家大事聯繫著的,王光英又說:我父親退出北京政府,恰恰與廖仲凱在廣州被國民黨右派暗殺是同時(1925年8月20日),我相信這決非巧合。我父親是在巴黎和會中親眼看到中國被西方列強如此欺侮,又震驚於南方的革命力量竟遭右派暗算,然而他無回天之力,才退出喪權辱國的北京政府的。

王光英從小就注意到了那張照片上中間站著的孩子。他說:廖承志長大後人稱廖公,是個很風趣的人。最近,我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他的一幅自畫像,胖子,笑瞇瞇,坦露著大肚皮,叉開雙腿坐在一張小板凳上。畫面上有他自己的題辭:「革命者的神經,不要像纖維一樣,應該如鋼絲一樣!因此,經常笑,經常頭向著天,永遠不要消沉!」我看了很感動。

其實,廖承志那幅自畫像,惟妙惟肖地畫的也是王光英。

廖承志解放後擔任過全國青年聯合會主席,王光英擔任過副主席,他們在青聯一起工作,廖承志對王光英的待人接物有很大影響。民族氣節與開明士紳

王槐青的可貴處,不僅在腐敗的北洋軍閥統治期間是革新派,而且在抗日戰爭期間保持了民族氣節,並支持他的夫人掩護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工作者。

淪陷時期,王槐青明志自守,杜門謝客,不為任何威脅利誘所動。當時,王家是吃棒子面,變賣家藏度日的。

到1949年春天,北平初解放,王家從北京政府時期留下來的,恐怕只有前述坐落在舊刑部街的那座深宅大院了。但也在解放初期,這座深宅大院由老夫人董潔如在宅內創辦了一家乳嬰托兒所,專收解放軍和共產黨的女幹部在進軍途中生下來的嬰兒。慶祝建國十周年時,董潔如把王家這座舊宅捐獻給政府以興建北京十大建築。舊刑部街路南和附近的報子街路北的房子一並拆除後,建成了現在繁華的西長安街。就在原來王家舊宅的地基上,蓋成了今天那座富有中華建築特色、壯麗的民族文化宮。

王槐青歿於1956年。北京一解放,周恩來總理就請老人任中央文史館第一名館員。第一天就任,是周恩來親自用車送他去文史館的,並對他說:老先生一生不容易,是愛國的。

臨水朱門花一徑

有人好奇地問王光英:府上這樣門第,北洋政府高官,為什麼會這樣進步,有這麼多共產黨員?

那是因為我們母系。王光英回答。王光英把他的家庭稱做母系社會。意思是他的家庭所以能進步,是由於他母親在這個小社會中起主導作用。既稱系,就不只是他母親一個人。老夫人把自己的一生,她的理想與追求,她的家庭和子女,都奉獻給共產黨的事業了。

王光英的母親董潔如,娘家原系天津鹽商的後裔。董家是繼天津著名的老八大家之後的新八大家之一。這也就是說,董家是由封建商人轉到新興的工業資本家階級的。

董潔如是封建家庭的閨秀中最早追求婦女解放的。她反對婦女纏足,反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條,沖出閨門,受教於北洋女子師范大學。

王光英說:我母親是最早要求自我解放,要求自由、自己拯救自己的老一代中國婦女。王光美說:我母親當時的行動,現在看來是尋常事了。然而在她那個年代,不能不說是開風氣之先,要知道那是在封建制度正在土崩瓦解、五四運動之前發生的事。

王光英兄妹童年時,董潔如就告知他們,她有三位親屬是與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同時被軍閥張作霖逮捕,並於1927年4月28日一起就義於絞刑架上。因此,王氏兄妹從小就知道他們有三位長輩是中國革命的先烈。

一位革命的老媽媽

全國解放之前,董潔如掩護過中共在北平的地下組織,這是由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原副主任委員宋汝棼證實的。

董潔如掩護黨的地下組織,充分利用了她的家庭的社會聲望和地位。換言之,充分利用了曾經當過大官的丈夫。當然,這需要老爺子能充分支持老太太太。因此,宋汝棼說,當年,如果王家對共產黨不是有深厚的感情,他們不會主動來掩護我們;如果我們不是對老夫人、老爺子以及他們的子女們有充分的了解,也不會去找他們作為我們的掩護人。王家與共產黨已經有三代淵源了,而且相互的認識與了解越來越深切。

那時候,王光英的四妹王光和,已經是共產黨員,搞地下工作,受解放後曾任中央衛生部部長的崔月犁的直接主管。她告訴崔月犁自己家裡有空房,於是宋汝棼成了王家的房客。

那時已經是解放戰爭時期了。

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黨的地下工作的環境日益險惡,情況就變化了。當時,國民黨的憲兵、警察,常常挨門挨戶,深更半夜突擊檢查戶口。為了安全,宋汝棼把一些可以托付給王家老太太太保管的黨的書刊、宣傳品,交給她保管。王家的客廳裡掛著李宗仁和蔣介石親筆簽名送給王光英的二哥和五哥的照片。國民黨警憲一看到這些照片,就被嚇住,嬉皮笑臉,打躬作揖地走了。

王光英講過笑話:蔣介石、李宗仁的照片,那時候是可以當保護傘的,就像在大門上貼了門神,或者在屋犄角上立塊「泰山石敢當」的石碑。

宋汝棼還說,我請王家老太太太代為保管黨的文件和書刊,老太太太很樂意,保管得很穩妥。王光英說他在解放前就讀毛澤東著作,我想很可能就是我們托他母親保管的。到那時候,我們和王家之間,就不再僅僅是房東房客關係,而是革命關係了。

王光英也說過,他在解放前讀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毛澤東著作,是他母親告訴他:這些書用油布包好,放在花園裡那只花盆底下。

到了解放戰爭的決戰階段,黨的地下工作最緊張最困難的階段。北平解放前夕,有一次,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某負責人突然被捕,情況十分危急,宋汝棼急於轉移,把自己保管的可以不銷毀的黨的文件交給了董潔如;同時還有些尚待進行的工作,如準備歡迎解放軍進城等,不僅要告訴老太太太,還得告訴老先生,因為需要他倆幫忙,聯絡北平名流和各界人士。宋汝棼說:日久見人心,危急關頭,是真正考驗人的時候。而老先生、老太太太全力以赴。所以到這時,又由革命關係,再進一步成為肝膽相照、患難與共的關係了。

向往延安

1944年,他見到了在北平的中共地下黨的一位負責人崔月犁。

見面的地點約好在進北海公園大門口往東走的湖邊。那裡綠樹成蔭,四圍清寂。遊客逛北海,很少有人會拐到這個冷靜角落來。

我想請你介紹我去延安。王光英見了崔月犁開門見山地說。

你不是已經在天津開了化學廠嗎?崔月犁微笑地問。

那是為了謀生找出路,但我認為真正的出路在延安。

我當然願意介紹你去延安。多一個人革命總比少一個人好。不過,以你的具體情況,我想你到了延安,共產黨恐怕還是要你做生意。

這個答復實在出乎王光英意外:我去延安是為了抗日,革命。如果還要我做生意,那我為什麼要去延安呢!

不要把做生意與革命截然分開。在天津幹你的本行,與共產黨做生意,不是也能為革命做貢獻嗎?

王光英至今沒有忘記那次湖畔談話。他後來在生意場上的發展,與那次談話是有關的。

突破封鎖線

1944年,王光英又試制成功了一種高純度硫化青染料(在天津,行業中叫做黑電粒)。於是,天津一些染料商和顏料莊,紛紛前來訂貨。王光英起先只以為這是物以稀為貴,商人是為了有利可圖,才趨之若鶩的,後來才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

自從天津的染料字號紛紛訂貨後,王光英很快發覺,他生產的黑電粒,不是在天津市內出售,主要是運往解放區供土布染色用的。於是,解放區的大生產運動使王光英成了像《亂世佳人》裡白瑞德那樣的封鎖線商人。

王光英不會去問商人是怎樣把黑電粒運往解放區的。生意人有生意人的機密,雙方心照不宣。但是,向解放區供應物資要冒很大風險,他不能不預防。

王光英的商業技巧確實是種藝術。他的黑電粒質量好,使用時只要把黑電粒溶在水中,不必添任何助染劑就能染布(當時土法染布是用大鍋煮的)。尤其是裝璜別出心裁:裝染料的印花鐵罐是在天津河北區一家叫萬華制鐵公司定制的,每罐裝5斤,罐上的商標當中是個凹凸交叉的十字形,十字隔成的四塊空處有T.M.C.C.四個英文字母(是天津近代化學廠英文譯名的第一個字母),周圍加一個盾形的框。這個商標很像一具歐洲古代戰士用的盾牌。鐵罐上除了這個盾牌,什麼都沒有。

這個裝璜是王光英自己設計的,很像外國貨。為的是秘密運向解放區時能比較安全,萬一被敵人查獲,至少不會馬上被發覺是哪家工廠的產品。同時,用鐵罐裝在河上運輸便於防潮。王光英深知商人有多種多樣突破封鎖線的妙法,甚至能買通敵偽軍把物資運向解放區。

這種高純度硫化青的價格比一般染料高。王光英早就懷疑當時生活非常艱苦的解放區軍民怎麼會花那麼高價來買這種染料染土布?他在家中就養成一個習慣,不過問他不該過問的事,尤其是共產黨的。他知道共產黨人要嚴守黨的機密,他連他那些已入黨的兄妹的活動都不過問,何況事關戰爭機密,有懷疑也不問。事實上,他的懷疑是對的,運往解放區的這種高純度硫化物,可能只有很小一部分用於染布,大量的、主要的是用做八路軍攻打敵人碉堡的炸藥包的導火索。因而,抗戰時期的王光英實際上是從敵占區向解放區和八路軍秘密供應引爆物,這是事後他才知道的。

當時,王光英另一種大量運往解放區的產品是橡皮膏。這是普通的醫療用品,但在淪陷時期,敵人只允許在城市賣,而要運往解放區是嚴禁的。於是像黑電粒一樣把橡皮膏也打扮起來,商標的圖案是地球,地球上加一個紅十字,三色套印,上有英文品名,但沒有中文的廠名和廠址。

紅色資本家

1957年4月22日,伏羅希洛夫由周恩來總理陪同,由東北轉道天津赴上海訪問。飛機停落在天津機場時,是上午十一點。時近正午,周恩來在機場的貴賓室裡請伏羅希洛夫一行吃飯,同時,讓天津的幾位工商界代表人士周叔?、朱繼聖、畢鳴岐、王光英相陪。席間,周恩來示意王光英向伏氏敬酒。王光英滿滿斟了一杯酒,走向伏氏舉杯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列主義。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主管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我們資本家在黨和毛主席主管下也逐步認清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我們惟一正確的光明道路。您是十月革命的主管者之一。今天我不稱您伏老(按:當時隨行記者所寫的報導,大都作此稱),而稱您為伏羅希洛夫同志。以同志身份祝您健康長壽。翻譯把王光英這段話譯成俄語。伏羅希洛夫舉杯一飲而盡,指著王光英對在場的人說:使勁地為這位同志的話鼓掌啊?

資本家向勞力者過渡,是非常艱苦的,伏氏接著說:但你們不要怕。再經過一個階段的改造,你們一定會為國家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貢獻。那時,人民一定會忘記你們曾經是資本家了。說完,他熱烈地擁抱了王光英。兩個人緊緊擁抱時,周恩來在旁風趣地對伏羅希洛夫說:您擁抱的是位紅色資本家。繼而又補充了一句:在中國沒有紅色資產階級,但有紅色資本家。

紅色資本家提法被追究

把資本家稱為同志在當時已是很大膽,史無前例的了。如今又進一步把資本家稱為紅色,而紅色是革命的旗幟,難道資本家也能革命嗎?

後來,果然有人追究了。追究的時間很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而且越追越兇。沒有不透風的牆,說了總會有人傳出去。文革以前,因為事關周恩來,態度還算好,然而口氣仍是嚴厲的,著重追問紅色資本家的理論根據是什麼?

由於紅色資本家一詞最初是由周恩來說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之流想從這裡打開一個缺口,整倒周恩來,就像用剝削有功論整倒劉少奇一樣。尤其是周恩來說這句話,直接與王光英有關,因而王光英為此在秦城監獄吃了很大的苦頭。王光英頂住了。林彪、四人幫沒有撈到半根稻草。周恩來說:在中國沒有紅色資產階級,但有紅色資本家。這句話的理論根據在哪裡呢?

這裡有個小插曲巧妙地做了解答。

有位在上海復旦大學開課講授過《資本論》的教授(後來在全國工商聯負責宣傳工作,與王光英很熟),當有人追究這句話有什麼理論根據時,他莞爾一笑道:為什麼不請他們去讀一讀《共產黨宣言》呢?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有這樣幾段話:

無產階級經歷了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最初是個別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工廠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勞力部門的工人,同直接剝削他們的個別資產者作鬥爭。……

最後,在階級鬥爭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瓦解過程,就達到非常強烈、非常尖銳的程度,甚至使得統治階級中一小部分人脫離統治階級而歸附於革命的階級,即掌握未來的階級。所以,正像過去貴族中有一部分人轉到資產階級方面一樣,現在資產階級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別是已經提高到從理論上認識整個歷史運動這一水平的一部分資產階級思想家,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了。

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鑒於他們行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這樣,他們就不是維護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維護他們將來的利益,他們就離開原來的立場,而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

理論根據在哪裡?原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早已把這個問題闡述透了。

辦公室裡的水晶球

外傳,王光英在香港光大公司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只水晶球。1988年的一天,有位記者去採訪王光英,想去看看王光英辦公桌上究竟有沒有水晶球。傳說,王光英做生意、用人都要先看看水晶球。這玩意兒,外國人叫魔術球,用來搞占星術的。

你從哪裡聽來的?王光英問記者。

從光大傳出來的。有位經理親口說你辦公桌上有水晶球。

有啊!不但有一個,而且有兩個;不但辦公室有,家裡也有。王光英回答得非常爽快。

記者不禁一愣。

不必驚訝。他笑笑說。我是拿它來做生意,不是拿它來搞占星術的。

做生意與水晶球又有何關呢?記者打破沙鍋問到底。

王光英先請那位記者看看窗外,然後道:窗外是維多利亞灣,大英帝國的海軍基地。到現在為止,香港還受英國的殖民統治。

請你先想想它的海軍基地會占著什麼樣的好山好水。從39層樓上的窗口遠眺,海天一色,視野極廣。許多外國朋友進了這間辦公室,倚窗眺望美麗的海景,常常留戀不已。因此辦公室本身就是個接待朋友談生意的好地方。生意人是講吉利的。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有水有財」。有位香港律師對我說,「你的辦公室靠海,窗外碧波浩瀚。如果在牆上或柱上鑲上玻璃,使海水的反光映進你的辦公室,那麼,到你的辦公室等於抬頭見財。是吉兆也是福兆。生意人會樂意坐在你的有水有財的辦公室同你談生意。」

王光英的水晶球就是這樣來的。水晶球帶著棱角,四面反光,使整個辦公室仿佛也碧波蕩漾。

他還對記者說:我既要在香港做生意,就得考慮香港人喜愛什麼。入鄉隨俗嘛!這個經驗,不但中國人講究,外國人也講究。香港匯豐銀行大班,穿了中國的長袍馬褂拜關公,逢到正月初五接財神。關公與他有哪門子親?無非是入鄉隨俗,討中國人喜歡,好做生意。普通人想一想就明白了。然而,有的人不懂生意經,卻借水晶球瞎說我在搞占星術,這豈不很可笑嗎?

王光英不惜費那麼多口舌,從關公談到匯豐銀行大班,無非是借香港記者之口去澄清事實。結果很靈,以後沒有人再提什麼水晶球之類無事生非了。

不過,王光英事後在北京對友人說:就有那麼一些人「愛鬧地震」。本事並不高明,卻能製造許多麻煩。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使政府放心向企業開綠燈呢?又怎麼能使大家安定團結,同心同德搞四化呢?!

筆筒與必通

王光英愛收藏藝術品。他的住宅布置得像座微型藝術館。連花園或過廳的一隅之地也不放過,客人總能看到某個角落裡放著一尊石像或鷹的木雕,好像天生應該放在這裡才相配。有位記者曾為此做過專訪,稱之為富有人情味和傳奇色彩,能引起人們創作靈感的收藏品,一只花180元買的香爐,能使一位70多歲的老人得到孩童般的快樂。漢代的雄渾,唐代的華麗,是中國藝術史的雙璧,兩者在王光英的收藏中都有。有尊石雕力士坐像,漢朝的,把巨大的方石用雙手舉在自己的頭頂,表情凝重,顯示其鋼筋鐵骨,似乎世界上沒有任何壓力能壓倒他。1997年12月,王光英夫婦把一方龍虎畫像石捐獻給國家歷史博物館。記者聞訊雲集。這類畫像石源於東漢,用在王公重臣墓穴的門楣上。據專門研究龍虎畫像石的學者說,過去發現的都是龍虎鬥,惟獨這一塊是龍虎在親吻。這位專家認為,按古史陰陽志,天降奇石,是國家的祥瑞。

在王光英的收藏品中,有一只造型古樸、名貴的汝窯筆筒。這是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托人送給王光英的,同樣的另一只送給了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有人懂其涵義:筆筒者,必通也,表示了海峽兩岸必相通。這以前,王光英與辜振甫彼此知道但未見過面。由王光英擔任會長的中國京劇藝術基金會組織的少兒京劇團赴台灣演出,小演員們的精湛表演轟動了台灣。演出圓滿結束後,辜振甫特意將這只筆筒請演出團團長捎來贈送給王光英。

延年益壽之道

1994年4月,《中國體育報》有一位記者訪問王光英。記者對這位75歲的紅色資本家強健的體魄,充沛的精力,敏捷的思維,尤其是對他的樂觀、豁達、幽默的心理狀態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那位記者進門時,見到王光英在逗弄廊簷下架上的鸚鵡。王光英對鸚鵡說:快叫您好、爺爺好、大家好,鸚鵡活潑地叫起來。走廊裡放著一座日本相撲大力士橫綱的雕塑,用玻璃罩罩著。王光英說,橫綱是日本的國寶,大相撲那塊幾米方的賽台,在日本人心中莊嚴得像神壇。

在客廳裡,王光英對那位記者說:我感到一個人的專職與他的業餘愛好離得越遠越好。我是做生意的,成天與錢打交道,如果我的業餘愛好是賭牌或賭馬,還得與錢打交道,那麼我的腦袋裡就只有錢了。成天為錢緊張,怎麼能健康快樂地生活?我在大學學化學,化學是我的專科,但我又是個美式足球和冰球運動員。讀書時我拼命讀書,打球時我拼命打球,我是冰球比賽的守門員。有時要拼命,我連面罩都摘了。看日本人跳交誼舞,探戈像探戈,桑巴像桑巴。我們中國人也跳交誼舞。但我看有許多人沒有認真學過標準的交誼舞就上場了。政協禮堂樓上過去每周六開舞會,有些年輕人不是在跳舞,而是在嘻嘻哈哈打圈圈。毛主席說要「認真」,而這些人沒有學過跳舞就跳舞了,連玩都不認真,能認真工作嗎?

那位記者是來向王光英採訪養生之道的。王光英回答他說:人的愛好會隨著年齡增長而變化。我年輕時喜愛激烈運動,年老了愛書法。大陸的書法講究虛實並舉,形神兼備,意隨筆行,筆順意轉。我老了愛好書法,說明我年齡越大越對我們民族傳統文明的珍貴有所認識。「文革」之前,我已步入中年,再打美式足球,跑不快了。於是我把興趣轉向氣功,行話叫「功法」。天津有個氣功世家,祖傳的,有個功法叫「滾球」。運功時渾身經絡仿佛有個小球在各個穴位上滾過,功畢通體舒暢。「文革」中我被關了八年,我在獄中堅持練「滾球」。坐著睡著都練,這種功法真有用,我靠它得以活著出獄。

所謂養生,王光英認為健康分兩種:身體的、心理的,兩者相輔相成。一個人活著總會碰到難事,也會命交華蓋,但不論碰到什麼厄運,都要坦然相對,決不灰心喪氣。達觀、開朗、朝氣蓬勃,樂天知命,不裝苦樣子,至老而如常,乃延年益壽之道。 此文為2006年人民網刊發《歷史風流人物:「紅色資本家」王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