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稱評價史達林要「三七開」:那三分指什麼?

史達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史達林那里來的。

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

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1949、1950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可是,我們還認為他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這是公正的。」

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了關於史達林問題的秘密報告後,中蘇關係便變得複雜曲折起來。

毛澤東明確表示對史達林要「三七開」。他說:史達林對中國做了一些錯事。可是,我們還認為他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蘇聯是第一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開國大典的第二天,蘇聯政府就決定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並帶動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一批人民民主國家相繼同新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在當時的特殊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在執掌全國政權前夕,就明確宣布新中國將執行「一邊倒」,即倒向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外交政策。

開國大典剛過兩個月,毛澤東便離開北京,前往莫斯科訪問。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出國訪問,也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走出國門。

毛澤東此次訪蘇盡管也有不愉快的時候,但作為訪問的一項重要成果——《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正式簽訂,不論是毛澤東還是史達林,對此都是比較滿意的。

毛澤東曾公開表示,簽訂這個條約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來的一件重要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義,它「使中蘇兩大國家的友誼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使得我們有了一個可靠的同盟國,這樣就便利我們放手進行國內的建設工作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侵略,爭取世界的和平」。

毛澤東莫斯科之行的另一重要成果,就是簽訂了《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

前一協定規定,蘇聯最遲在1952年末,將原由中蘇兩國共同管理的中長鐵路以及屬於該路的全部財產無償移交給中國;蘇聯不遲於1952年末,從旅順口撤軍,並將該地區的設備移交給中國,而中國則償付蘇聯自1945年起對上述設備恢復與建設的費用;將大連的行政權完全交給中國政府管轄。

後一協定規定:蘇聯以年利1%的優惠條件,向中國提供3億美元的貸款,供中國償付蘇聯為幫助恢復和發展中國經濟而出售給中國的設備和器材;中國自1953年起,向蘇聯提供鎢、錫、銻礦等戰略原料及商品、自由外匯,以償還該貸款的本息。

1953年3月,史達林去世,中蘇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這年5月,中蘇兩國簽訂了關於蘇聯援助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協定與議定書。蘇聯承諾,將援助中國建設與改建91個企業,加上1950年蘇方承諾援助中國建設和改建的50個企業,總數增加到141個。

這些項目將在1953年至1959年期間分別開工,由蘇聯負責完成各項設計工作和設備供應,在施工過程中給予技術援助,幫助培養這些企業所需的幹部,並提交在上述各企業中組織生產產品所需的製造特許權及技術資料。

中國政府組織現有企業生產一部分供這些項目所需配套用的和輔助的半成品、成品和材料,完成建設上述企業的技術設計與施工圖的20%—30%的設計工作。1954年10月,兩國政府又商定,蘇聯政府設計和幫助建設項目再增15個。

這就是建國之初156項重點項目的由來。這些項目包括鞍山、武漢、包頭三大鋼鐵聯合工業,以及吉林化肥廠、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武漢重型機床廠、哈爾濱汽輪機廠、蘭州煉油化工機械廠、洛陽第一拖拉機製造廠、華北制藥廠等,這都是新中國重要的骨幹企業。新中國工業的許多第一,都是由這些企業創造出來的。

在援建這些工程項目的過程中,蘇聯派遣了許多專家來中國幫助工作。同時,蘇聯接受了大量的中國留學生和實習生去學習。

當然,中蘇經濟合作是互利的,為了向蘇聯購買建設物資並償還蘇聯貸款的本息,中國除了用黃金和硬通貨支付外,還向蘇聯出口了它所十分需要的許多礦產品和農產品。

1954年9月,赫魯曉夫率代表團訪問中國,中蘇經過會談發表了聯合聲明。會談商定,蘇聯從中蘇共同使用的旅順口海軍基地撤退,基地設備無償交給中國(朝鮮戰爭爆發後,應中國政府之請,蘇聯推遲了從旅順撤軍的時間);將1950年和1951年中蘇聯合創辦的四個股份公司中的蘇聯股份移交中國,股份價值由中國以貸款方式數年內償還;聯合修建蘭州—烏魯木齊—阿拉木圖鐵路並組織聯運等;雙方簽訂了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和蘇聯給予中國5.2億盧布長期貸款的協定;赫魯曉夫還慷慨地向中國贈送了為組建擁有兩萬公頃播種面積的國營谷物農場所必需的全套機器設備。

應當說,赫魯曉夫此次中國之行帶來了較豐厚的禮物。特別是兩國關於科學技術合作的協定規定:雙方將互相供應技術資料,交換有關情報並派遣專家,以進行技術援助和介紹兩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成就;雙方互相提供技術資料,不付代價,僅支付用於復印各種資料的副本所需的實際費用。

協定從文字上看,雙方是對等的,但由於當時中國的科學技術遠比蘇聯落後,除某些傳統技術外,真正能向蘇聯提供的科技資料不會很多,相反,中國卻能得到較多的先進技術資料和科技情報。這時,中蘇關係進入了蜜月時期。

可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全盤否定史達林後,中蘇關係便變得複雜曲折起來。

在蘇共二十大前,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決定在會上批判史達林的錯誤。揭露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問題,對其錯誤進行批判,必然會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引起震動。

同時,揭露史達林的錯誤,也一定會引起西方國家的注意。要知道,自從列寧去世後,史達林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領袖和象徵。對於這些,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事先並非沒有考慮。所以會上雖然有人對史達林作了公開的批判,但調子並不很高。

大會快要結束的時候,即1956年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魯曉夫突然召集與會代表開會,並作了長達四個小時的秘密報告,題目是《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秘密報告詳細地說明了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如何導致了對黨的集體主管原則的破壞,如何導致了個人專斷獨裁,直至產生了完全無視民主與法制的駭人聽聞的大規模鎮壓和恐怖行為」。

據秘密報告透露,史達林通過逼供信的手段,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僅1934年參加聯共(布)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一半以上的代表被指控為反革命而遭逮捕並被流放或被殺;此次大會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70%的人遭逮捕並槍決。

僅1937年至1938年兩年的時間,經史達林親自批准捕殺的名單就達383份,人數達4.5萬人,這些人幾乎都是黨、政、軍、團等各系統的重要幹部。

赫魯曉夫曾在報告的最後強調:不要將這個問題傳到黨外去,尤其不要泄露給報紙。我們之所以在大會的秘密會議上討論,其理由正在於此。

可是,秘密會議結束後,赫魯曉夫又將這個報告的副本發給了列席蘇共二十大的幾個大黨代表團的負責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致命的錯誤。

中國共產黨派出了以朱德為團長,成員有鄧小平、譚震林、王稼祥、劉曉等參加的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大。當代表團到達莫斯科後,從赫魯曉夫的暗示中,得知會上將批判史達林的個人迷信,當即急電中共中央,請示應對辦法。

中共中央復電說:照常參加。於是,中共代表團決定,對批判史達林一事不表態,不發言,以回避方式應付之。

中共中央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極為重視。3月3日下午一時半,鄧小平、譚震林等人回到北京(代表團團長朱德繼續在蘇聯訪問)。僅過了三個小時,毛澤東就在中南海懷仁堂休息室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康生、聶榮臻、劉瀾濤、譚震林等人開會,由鄧小平作關於參加蘇共二十大情況的匯報。

會上,毛澤東表示,赫魯曉夫反史達林的秘密報告,一是揭開了蓋子,這是好的;二是捅了婁子,全世界震動。如何對待這一事,是一個大問題。

自此之後,毛澤東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到蘇共二十大問題的處理上,或召集會議,或進行個別談話,討論和研究蘇共二十大和史達林問題。

隨後,毛澤東提議發表一篇關於蘇共二十大的文章,公開表明中共中央在史達林問題上的態度。這就是這年4月4日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對蘇共二十大批判個人崇拜作了肯定,表示「蘇聯共產黨對於自己有過的錯誤所進行的這一個勇敢的自我批評,表現了黨內生活的高度原則性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生命力」,「中國共產黨慶祝蘇聯共產黨在反對個人崇拜這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鬥爭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

文章指出,史達林在他一生的後期,愈陷愈深地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違反集體主管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因而發生了一些重大的錯誤,這篇文章對產生個人崇拜的社會歷史原因作了分析。但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同意對史達林採取一棍子打死的辦法。

所以文章特別強調:「共產黨人對於共產主義運動中所發生的錯誤,必須採取分析的態度。有些人認為史達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史達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史達林,對於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

不久,毛澤東又明確表示對史達林要「三七開」。1956年4月,他寫了《論十大關係》一文。其中說:「蘇聯過去把史達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

中央認為史達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按照這個分寸,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三七開的評價比較合適。史達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史達林那里來的。

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1949、1950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可是,我們還認為他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這是公正的。」

中蘇兩黨在史達林評價問題上的分歧,就成為後來中蘇論戰的一個遠因。

蘇共二十大後三個月,中共與蘇共在是否懸掛史達林像上產生了明顯的分歧。

蘇共中央從打破史達林的個人迷信出發,致函中共中央說,蘇共決定五一節時不再在莫斯科紅場上懸掛史達林像,要求中國也照此辦理。中共中央經過考慮,決定不予回復。五一節這天,天安門廣場上繼續按照馬、恩、列、斯的順序,掛著史達林像。中共中央的理由是史達林雖然犯有嚴重的錯誤,但仍然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說:他們不掛,我們掛。

在隨後的中共八大上,又發生了兩件使雙方都不愉快的事情。

一是以米高揚為首的蘇共代表團在冗長的祝詞中,大講蘇聯革命的經驗,大講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學習運用蘇聯經驗的結果。由於事先毛澤東看過米高揚的講話稿,對此十分反感,於是在米高揚正式發表講話的那天,沒有出席會議。

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明確表示:「我對米高揚在我們八大上的祝詞不滿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會議,表示抗議,很多代表都不滿意,你們不知道。他擺出父親的樣子,講中國是俄國的兒子。」反過來,赫魯曉夫對毛澤東此舉也很不滿意,認為中共不尊重蘇共。

二是八大快要結束的時候,毛澤東和周恩來分別同蘇共代表團進行了一次談話。毛澤東在同米高揚的談話中,以談中共黨內的路線鬥爭為名,對共產國際和蘇共作了尖銳的批評,認為蘇共以老子黨的態度對待兄弟黨,形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一個黨必須聽另一個黨的話,服從另一個黨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在另一個黨的屁股後面跑的壞習氣、壞傳統,是一種極為嚴重的不正之風。毛澤東還用了一句中國的成語說,不平則鳴,表示中共有權說話,寫文章。周恩來也作了同樣的批評,強調兄弟黨之間必須有兄弟間的平等關係,而不應是父子關係。

赫魯曉夫那個在蘇共二十大上一再要求保密的秘密報告,卻沒有保守住秘密。蘇共二十大後不久,美國中央情報局從波蘭獲取到了秘密報告的文本。1956年6月4日,美國的《華盛頓郵報》將之全文刊登出來。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經西方媒體披露後,全世界為之轟動,並立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引起了大震蕩,其中影響最大的要數這年下半年的波蘭和匈牙利事件。

1956年6月,波蘭波茲南市的工人為增加薪水和減少稅收,舉行大規模罷工和示威遊行,當地政府不但拒絕了工人的要求,還出動軍警加以鎮壓,造成傷亡。事件發生後,波蘭統一工人黨決定在10月召開中央全會,準備改組政治局,選舉哥穆爾卡為第一書記。

這本是波蘭黨內部事務,但卻為一向以老子黨自居的蘇共和赫魯曉夫等人不能容忍。從10月17日起,赫魯曉夫一面命令駐紮在波蘭的蘇軍向華沙及波蘭其他地區調動,一面率蘇共代表團一行四人強行參加波蘭統一工人黨的中央全會。蘇波兩黨兩國關係驟然緊張起來。

赫魯曉夫眼看局勢不可收拾,乃不得不請求中共中央出面為之協調。10月19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向劉少奇通報了有關情況。僅僅過了兩天,蘇共中央又通知中共中央,說波蘭情況極為嚴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個代表團去莫斯科與其共商對策。

接到蘇共中央通知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波蘭問題。討論結束時,已是午夜時分了。由於情況緊急,毛澤東立即約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親自告訴他,同意派一個代表團去莫斯科,並且表明了中共中央對波蘭問題的意見。尤金走後,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繼續進行。會議決定由劉少奇、鄧小平、王稼祥、胡喬木組成中共代表團於23日赴莫斯科。

10月23日晚,劉少奇、鄧小平一行飛抵莫斯科。當天晚上,就在中共代表團住處,代表團同赫魯曉夫進行交談。中共代表團首先對蘇聯調動軍隊作了嚴厲批評,指出戰爭雖然沒有真正打起來,但也是一種非常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表現,是冒險的行動。

劉少奇、鄧小平在會談中說:在史達林後期,蘇共對各國共產黨有強加於人、使用壓力的大國沙文主義錯誤,使社會主義國家間關係處於一種不正常狀態,這是波蘭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之一。黨與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要有一個原則,必須承認國與國、黨與黨的獨立平等原則。

中共代表團也與到莫斯科的波蘭統一工人黨代表團舉行了會談。代表團首先對波蘭黨反對蘇聯干涉其內部事務表示支持,並介紹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嚴厲警告蘇聯不要武裝干涉波蘭的經過。同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也勸說波蘭黨以大局為重,改善蘇波關係,加強同蘇聯的合作,搞好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

通過中共代表團的工作,蘇共中央對波蘭問題的方針發生了轉變,撤退了軍隊,承認哥穆爾卡為首的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形勢已經緩和下來,問題基本得到解決。赫魯曉夫對中共代表團說,他們對波蘭的懷疑是沒有根據的,並且也了解到中國方面的意見,所以改變了方針,準備承認波蘭黨新的主管。

隨後,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代表團同波蘭黨政代表團在平等的氣氛中舉行會談,並發表聯合聲明。至此,波蘭問題在中共中央的積極推動下,得到了比較穩妥的解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波蘭事件剛剛平息,又發生了匈牙利事件。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也發生了工人罷工、群眾示威遊行和騷亂,而且事態越來越嚴重。

在這種情況下,蘇共中央派主席團成員米高揚和蘇斯洛夫前往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同匈牙利當局會商平息事態的辦法。

在會談中,蘇方表示,蘇聯黨和政府決定從匈牙利撤軍。尚在莫斯科調處蘇波關係的劉少奇、鄧小平等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報告了中共中央,請示對此事採取的方針。

中共中央政治局經過討論認為,如果此時蘇聯對匈牙利撒手不管,匈牙利的社會主義就完了。蘇軍應當留在匈牙利,幫助匈牙利黨和政府平息騷亂。中共中央立即將這一意見電告劉少奇和鄧小平。

中共代表團接到中共中央的電報後,於10月31日約見了蘇共中央主席團,轉述了中共中央的意見。

當時,蘇共中央主席團幾乎所有的成員都認為,匈牙利問題已沒有別的辦法解決,只有撤軍一條路了。於是,劉少奇和鄧小平嚴肅地指出,如果蘇聯真正從現在撤軍,對匈牙利撒手不管,那麼你們將要成為歷史的罪人。

11月1日晚,中共代表團離開莫斯科回國。在赴機場的途中,赫魯曉夫在汽車上對劉少奇說,昨天下午中蘇兩黨代表團會談後,蘇共中央主席團開了一夜的會,決定蘇軍留在匈牙利,幫助匈牙利人民保衛社會主義的成果。不久,匈牙利事件也得以平息。

波匈事件發生後,赫魯曉夫處在內外矛盾的夾攻之中,威信大受影響,地位也很不穩固,此時需借助中國黨的支持,在對待史達林問題上也就有意與中共縮小差距。

在1956年12月31日的新年宴會上,赫魯曉夫在眾目睽睽之下,特意下台與中國駐蘇大使劉曉擁抱,還熱情地邀請劉曉到主席台上,然後特意對全場的人說:敵人是仇視我們政府的,敵人說什麼「史達林假面具」,其實史達林主義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史達林曾和階級敵人無情鬥爭,我們曾和他們一起進行了這一鬥爭,我們現在仍然要和以前一樣對階級敵人鬥爭。敵人說我們是史達林主義者,是的,我們是史達林主義者,我們因此而感到驕傲。

1957年1月,赫魯曉夫在歡迎周恩來訪蘇的宴會上說:「史達林主義者和史達林本人是同偉大的共產黨員稱號不可分割的。

當問題涉及革命事業,涉及革命鬥爭中保衛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反對我們階級敵人的時候,史達林英勇地、決不妥協地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事業。

但願像俗語所說的那樣,上帝保佑,讓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能夠像史達林一樣地戰鬥。」

1957年6月,赫魯曉夫主動通過其駐華大使尤金向周恩來提出,願意幫助中國發展原子能科學,建立研究中心和建設原子能工業。

7月,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同時任蘇聯駐華負責經濟技術的總顧問阿爾希波夫會談,要求蘇聯在尖端武器,主要是導彈核武器的研究製造方面,在技術上給中國以援助,包括派專家、提供資料和樣品等。

很快,阿爾希波夫在請示莫斯科後答復說:蘇聯政府對中國的要求表示支持,同意中國政府派代表團去蘇聯談判。9月,由聶榮臻、陳賡、宋任窮等組成的代表前往蘇聯談判,並簽訂了《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的原子工業的協定》(即「國防新技術協定」)。

根據這一協定,蘇方將在1957年至1961年年底,供應中國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供應中國導彈的樣品和技術資料等。

蘇共二十大後,為了繁榮中國的文學藝術和學術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藝術上實行「百花齊放」、學術研究上實行「百家爭鳴」的方針。很快,蘇聯方面表示出了對這一方針的不理解。

1957年4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率代表團來華訪問時,就曾當面向毛澤東表達過蘇共中央對這一方針的不安。

伏羅希洛夫(以下簡稱伏):你們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是什麼意思?

毛澤東(以下簡稱毛):萬馬齊喑究可哀麼?

伏:我們不理解,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允許報紙上發表那些反社會主義的言論。

毛:先放麼。

伏:社會主義國家不應該允許這些右派言論。

毛:放出來我們才好駁麼。

伏:可能會出亂子的,你們公開登出這些右派言論,對黨不會有利。

毛:中國不是匈牙利,中國共產黨也和匈牙利共產黨的情況不完全一樣。

伏羅希洛夫一時語塞。

後來,毛澤東當面向赫魯曉夫問過對「百花齊放」的看法。赫魯曉夫回答得很老實,說這個口號的確切含義我們還不十分清楚。我們覺得難以在我們的國家加以貫徹,我們怕人家誤解它,怕這個口號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

赫魯曉夫一直不明白毛澤東要採取這一方針的用意。他在其回憶錄中說:「我認為,百花齊放這個口號是個激將法。毛假裝把民主和自由發表意見的閘口開得大大的。

他想唆使人們把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用口頭或書面的形式發表出來,以便他能夠把那些他認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這顯然是對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的誤解。

「雙百」方針本與蘇聯無關,中共中央提出這一方針,也從未打算讓蘇聯實行這樣的方針,但它給了蘇聯一個信號:中國在許多問題上在另搞一套,不會事事都唱同樣的調子了。(《「文革」前夜的中國》第一部分:中蘇大論戰,羅平漢著,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