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詡「帝師」的康有為憑什麼拒絕孫中山?


作者:霍小山

電視劇《走向共和》里,曾拍攝了一段孫中山去拜見康有為的劇情。劇中,還沒有留鬍子的青年孫中山以十分謙遜的態度,自報家門:「醫學博士孫文,拜見康先生。」

不料只引來康有為冷淡的一句反問:「醫學博士?」其他的康門弟子也都哄堂大笑——因為在大清國根本就沒有醫學博士這個概念。隨後孫中山與康有為展開了如下的對話。

《走向共和》劇照

孫中山:大清國人人有病。

康有為:什麼病?

孫中山:愚昧之病。

康有為:愚在何處啊?

孫中山:被奴役著卻以為自由著,從來不知道平等為何物,不知自愛也不懂愛人。一句話,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奴才。

康有為:病根何在?

孫中山:這就多了,四書荼毒生靈,五經鈍化人心,三綱生產奴才,五常捆綁性情,這是文化之病;普天下之大眾,食不能果腹,衣不能暖身,而王爺大官,驕奢淫逸,盤剝不止,這是經濟之病;所有這些病症都是一個總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華夏四千年的專制之制。

康有為:開個方法試試。

孫中山:走向共和!

康有為:這方法,有幾味藥啊?

孫中山:思想之藥三味,自由、平等、博愛。制度之藥三味,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

孫中山講著講著就走到了康有為的講桌前,並且越講越嗨,激情澎湃,唾沫橫飛,下面的康門弟子們都流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不得不說,這些演員演得都很賣力,對得起劇組給的盒飯。

編劇和導演安排設計的這場戲,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想讓近代中國的兩大進步勢力的領袖有一場惺惺相惜的會面,展現歷史人物的風雲際遇,第二是想要表達,就算那些從未接觸過共和思想的書呆子,只要一聽到孫中山煽情的演講,就能立馬開竅,由此可見孫中山的演講才能之高。

康有為(攝於1905年)

不過,在近代歷史中,孫中山和康有為始終未曾真正謀面,上面的那段劇情,盡管精彩紛呈,卻是出於一番藝術的虛構。真實情況是,自詡為「帝師」的康有為打從一開始就不願意和孫中山扯上任何關係,這究竟是出於什麼緣故呢?

一、拒絕孫中山的交友申請

作為中國社會傳統的讀書人,科舉致仕是一條必選之路,然而康有為在這條路上卻走的跌跌撞撞,別人都是五年高考,三年模擬,他卻是五+N年高考,六+N年模擬,努力了很多很多年都沒有考上舉人,而他後來的弟子梁啟超卻年紀輕輕的就考上了舉人。

康有為雖然考試不順,但他依然自信滿滿,平日里自稱「聖人」。當時的很多人都覺得這個人太狂妄自大,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巔康」——這個巔不是指巔峰的意思,而是瘋癲的意思。

不過,比較起來康有為還不算太狂妄,要知道,人家洪秀全連個秀才都考不上,都敢自稱是上帝的二兒子,耶穌的親弟弟。比起洪秀全,康有為的「聖人」自稱雖然有點皮厚,但好歹還是個凡人。所以,凡事都要對比的看,一對比,康有為還算是比較謙虛的。

在康梁維新變法之前,醫學博士孫中山在廣州聖教書樓自主創業,開設診所,懸牌行醫。康有為因為喜歡看西學書籍,就常來聖教書樓買書。這聖教書樓是由一個叫左鬥山的基督徒所建立,「凡屬上海廣學會出版之西籍譯本如林樂知、李提摩太所譯泰西新史攬要,西學啟蒙十六種,萬國公報等類,皆盡量寄售,實為廣州唯一之新學書店」(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之」 聖教書樓「)。

孫中山見康有為常來買書,想這大叔肯定有志於西學,不如交個朋友。於是,孫中山托朋友向康有為轉達了自己的交友申請,不料康有為以」聖人「自居,拒絕了交友申請,還要求孫中山必須拜自己為師。

你想孫中山當時已經是醫學博士,而你康有為連個舉人都不是,孫中山憑什麼要拜你為師呢?孫中山當年也是年輕氣盛,豈能咽的下這口氣,果斷拒絕了康有為的無理要求。(參見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之」戊戌前孫康二派之關係「)

後來,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農學會,嘗試邀請康有為和他的徒弟陳千秋等人加入。陳千秋頗有意向,但是被康有為阻止。可能康有為還記得之前那個事,心里還在堵著氣。盡管康有為與孫中山兩人對不上眼,但是康派那邊的梁啟超、徐勤、孟麥花等人都與革命黨人這邊的陳少白、馮鏡如等人多有來往,經常在朋友圈互相點讚。

康有為《公車上書記》

甲午戰爭之後,面對亡國之危,康有為成功的說服光緒皇帝實施新政。

於是,康有為立馬身價大增——起碼他自己是這麼認為的。他也不管光緒皇帝的意見,就自稱是光緒皇帝的」帝師「,擅自奪了翁同龢的名號。他似乎忘了正是翁同龢的舉薦,才讓光緒皇帝知道了康有為要推薦《日本變政考》等書給他看,不然光緒皇帝根本不會真正重視這個「高考」屢次失敗的差生。(參見康有為著《康南海自編年譜》)

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維新派聲勢大振。為了避免受到革命黨人的不利影響,在康有為的指示下,徐勤等人有意與革命黨人疏遠,並劃清界限。意思就是讓朝廷知道,革命黨人跟咱們維新派沒什麼關係,朝廷要對他們下手,可千萬別株連到我們。

二、冷淡孫中山的救命之恩

不料,很快政局便急轉直下,慈禧太后在對革命黨人動手之前,首先拿維新派開刀。百日新政失敗,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危在旦夕。孫中山在日本得知維新變法失敗的消息後,立馬請求日本志士宮崎寅藏、平山周等趕到中國救出康梁等人。

宮崎寅藏

正如《走向共和》里所表現的,孫中山和康有為對中國和中國人有病的判斷都是對的,區別只在於,二人所開的藥方不同而已。最終,康有為、梁啟超在日本志士的幫助下脫離虎口,來到日本避難。孫中山不愧為國父,當聽聞維新派遭逢危難之時,他能拋下門戶之見,不拘個人恩怨,來回奔走,救助康梁等人,這樣的大度,這樣的胸襟,實在是偉人風範。

然而,當孫中山派陳少白去康有為的住處友好慰問,康有為卻依然沉醉在「帝師」身份的夢幻里醒不過來。他托故不見,讓弟子轉告陳少白,康有為身奉光緒皇帝的衣帶詔(即藏在衣帶間的秘密詔書),不便與革命黨人交往。

這件事被日本文部大臣犬養毅聽說,犬養毅就想出面當個和事老,幫兩派之間消除隔閡。他邀請孫中山、康有為、陳少白、梁啟超四人一起去他的早稻田寓所會談,大家喝喝小酒,有說有笑,就會有一個大團圓的結局。

犬養毅

不料「帝師」絲毫不給犬養毅面子,須知,犬養毅對康有為及其徒弟們甚佳優待,禮遇備至。果然,等到了約定的時間,其他的三人都到了,就康有為一個人沒來,說是有其他事情,實在是來不了了。

康有為這麼不給犬養毅面子,一方面是不想跟孫中山見面,一方面是認為自己是大清國皇帝的「帝師」,你犬養毅不過是一個文部大臣的級別而已,你叫我來,我就來?你給了我多少出場費?

1899年,譚嗣同的老鄉和死黨唐才常東渡日本,計劃籌款回國發動武裝起義,救出光緒皇帝,打倒慈禧太后。康有為對唐才常的勤王計劃表示支持,給了他3萬元經費,並許諾後續還會再捐款30萬元。唐才常在橫濱,經好友畢永年的介紹,認識了孫中山,二人一見如故。

期間,唐才常有意撮合孫中山與康有為聯合,建立統一戰線。可是,連日本人犬養毅都說不動的康有為,中國人唐才常又怎麼能說得動呢?不出所料,唐才常意圖聯合孫中山革命黨的這種行為,讓康有為非常不痛快。

唐才常

1900年,趁著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逃亡西安,中國政局陷入一片混亂的當口,唐才常在漢口組織自立軍,準備起事。本來萬事俱備,只欠經費,唐才常一心指望康有為答應的匯款能夠盡早到達,不料唐才常等到花兒謝了,康有為的匯款都沒到。最終起義被迫延遲,由於消息走漏再加上其他的種種原因,自立軍起義最終失敗。

原來康有為懷疑唐才常已經倒向了孫中山的懷抱,自立軍根本不是為了勤王,而是為了共和,於是他故意拖延匯款,令唐才常的起義計劃功虧一簣。

三、欲置孫中山於死地

自立軍一事後,康有為主管的保皇會在海外聲望大跌,孫中山的革命黨反而越來越得到支持。見此情景,康有為不僅不自我反思,卻想著恩將仇報,找機會把孫中山幹掉。

在2014年12月17日的上海朵雲軒秋季藝術品拍賣會上,一批有關康有為在1904至1905年海外經歷的珍貴文獻完整亮相,其中有一封康有為寫給他的兒子康同璧的密信,信中說:「此人(孫中山)不除之,(與我)必為大害……汝可與嶽、文密謀勉厲之,窮我財力,必除之。」

康有為的「刺孫」信函

寫這封信的背景是,1905年10月中旬,康有為通過保皇會成員的密報,得知孫中山即將到達紐約,於是他打算把「除孫」提上議事日程。

為此,康有為不只是提出指導思想,還布置好了具體方案:首先,由康同璧利用與容閎的良好關係,請容閎把孫中山約出來,在預先已安排了保皇會敢死隊殺手的地點見面,立即對其實施暗殺。但如果孫中山臨時改變了行程怎麼辦呢?康有為還制定了替代方案:「如不在紐,則跟蹤追剿,務以必除為主,皇上與我乃得安。」

康有為就這麼一直敵視著孫中山,沉浸在」帝師「的夢幻里不能自拔。如果說他一開始不願意見孫中山,還有些「主義之爭」的色彩的話,那此時竟然發展到要對孫中山痛下殺手,可以說已是完全被個人的私欲和偏見所吞噬了。

與康有為的舉動恰恰相反,孫中山對於康有為則一直抱著善意,他始終想與康有為見面,捐棄前嫌、共商國是,讓海外維新和革命兩大陣營能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集聚力量,一同為建立共和民主的新中國奮鬥。僅從這一點上看,康有為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在胸襟氣度上和孫中山簡直無法同日而語。

康有為在海外

再回到《走向共和》中這場虛構的孫、康見面,就如同李敖在小說《北京法源寺》中,要讓史迪威穿越時空,與康有為在美國公使館中對話一樣,這些會面在歷史中盡管並非事實,但在藝術上則巧妙傳達了更多的訊息,在《走向共和》這場虛構的孫、康對話中,孫中山以治病救人為比喻,論述共和、自由、民主的意義與價值,既形象生動、妙趣橫生,又展現了孫中山較康有為更為超邁與遠大的視野。

或許,歷史上的孫、康假如真的見了面,兩人的實際表現和電視劇相比也不會差太多吧。

參考文獻:

康有為:《康南海自訂年譜》,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輯)。

馮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桑兵:《孫中山的活動與思想》,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