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韓非無關:陰陽五行才是秦亡的背後推手!


  秦朝統一之初的文化整合政策,表明秦朝統治思想有過開放和包容的發展時期,然而又何以急轉直下、推行焚書和禁絕私議政策,親手終結了文化整合進程呢?

  直接原因是由於六國士人未轉變心態導致的政治衝突,但這一轉折的內在思想根源,卻與秦朝採用的「五德終始」為核心的陰陽五行學說作為統治思想有關,秦始皇改造的「水德」,不但使得秦朝思想文化由相對開放的文化整合政策,轉向與韓非如出一轍的文化專制主義,而且使得秦朝法制走向嚴刑峻法甚至「急法刻削」的極端。

  從秦朝統治的制度設計和理論指導層面上來看,其統治思想應該是以「水德」為核心的陰陽五行學說為主,統攝諸子學說。司馬遷對秦政高度概括為:「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司馬遷的評價是建立在秦朝「水德」模式:「水主陰,陰刑殺,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數」的施政特色基礎上的。

  秦始皇建立大一統帝國後,雖然國家對立和軍事衝突問題己經得到解決,然而帝國初立,在黎民思安的同時,六國地區對秦人及新生政權的抵觸態度和隔閡心理卻仍然存在。六國貴族勢力殘餘仍心有不甘、蠢蠢欲動、成為帝國暗流隱患,因而急需在統一政治制度的同時,統一思想文化、維護統治的穩定性和有效性。

  陰陽五行由來己久,然而用陰陽五行解釋社會變遷與歷史發展,則始自鄒衍所創的「五德終始」說。鄒衍將自然現象解釋為有上天意志主宰的災異祥瑞,並使之與歷史更迭相結合,建立「五德終始」理論體系,其學說主旨是「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的儒家學說,目的在於勸諫君主實行德治。

  鄒衍學說的貢獻在於用陰陽五行學說,闡述歷史更迭、帝王興衰,以說明德治的重要性,然而其思想主旨是宣揚己久的儒家「德治」思想,並無新意,同時統治者也不願意節制私欲,因而不為時人所重視;然而鄒衍把「五德相勝」與王朝更迭相結合、將人事興衰解釋為天命意志的主宰的「五德終始」說,卻流行一時。

  鄒衍學說的核心就是「天命符應」和「五德轉移」,鼓吹王朝的建立將有天降符瑞以示德運,而符瑞德運遵循五行相勝的規律,五行又對應各自的德治,新王朝建立後必須對應德運進行改制以區別舊王朝。這正好迎合《呂氏春秋》為新王朝奠定理論基礎的政治目的,因而「五德終始」為核心的鄒衍學說,為《呂氏春秋》編纂者所選錄,「五德終始」也由此入秦。

  據《呂氏春秋·應同》篇所記載的「五德終始」說內容來看,自黃帝之後,依次有大禹、商湯、周文王,共四位帝王因感應上天所降祥瑞,分別獲得土德、木德、金德、火德而興起。鄒衍學說主要論證的是五德相勝的法則下,代周之火德而興起的必將是獲水德庇佑的帝王。

  鄒衍學說的要旨與儒家主張是一致的,「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希望君主能行仁義、德政等內容,這正好可以為秦政治轉型服務,為秦統一天下奠定預先的理論基礎,因而為呂不韋及《呂氏春秋》所採用。

  但是由於其學說傾向是德政內容,同時秦並未有水德符應,自秦襄公「自以為主少皞之神」至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均與五德轉移至水德衝突。秦歷代先君構建的「天命」系統己經確定西秦得金德,因而在統一之前並未得到秦始皇的採用。

  從《呂氏春秋·序意》篇以黃帝教誨顓頊、自比教誨贏政的思想來看,呂不韋對五德終始說和秦獲水德都做出一定的創新和嘗試,因為顓頊屬水德之帝、隱喻贏政也如顓頊一般將獲水德,從而暗合鄒衍水德代周的「五德轉移」系統。

  秦始皇在統一之後,接受齊人奏議,采納了秦文公於汧渭之間獲黑龍,於是秦得水德符應的說法,在齊人上奏的「五德終始」主張中,沒有與秦國先君德運衝突的問題,才開始從被動接受到主動採用「五德終始」說。

  但是,秦始皇並沒有接受鄒衍「仁義節儉」的德治內容,也沒有接受《呂氏春秋》中「水德」主張。《呂氏春秋》的「水德」內容,主旨是節儉、養民、忠廉等偏於內斂無為、養生蓄民為主的施政內容,天子應該依循「水德」規律行政,「賞死事,恤孤寡」、「無或敢侵削眾庶兆民」、「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眾」,「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總的來說,是結合冬季萬物閉藏的天時和水蓄養萬物的道德,教導君主養精蓄銳,為來年國事作準備。

  然而秦始皇採用的「水德」,卻是以「水主陰,陰刑殺,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數」為特色,為推行「嚴刑峻法」提供理論依據,並在這一「水德」的指導下進行王朝制度的建設,包括改正朔、色上黑、數紀以六、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更名河曰德水、音上大呂等內容,將《呂氏春秋》中的「五德終始」說加以改造,賦予其「嚴刑峻法」的理論內涵,使之與秦朝政治傳統相吻合,論證秦政的「尚法」與「重刑」現實傳統。

  「五德終始」說論證秦獲水德,而「水主陰,陰刑殺」所以政治上「剛毅戾深」,既得以繼承秦人受命於天的天命傳統,又暗合重軍功、輕道德的現實制度,做到了歷史與現實的統一,在「五德終始」賦予的天命權威下,秦朝從統一六國到現實統治,都得到論證和神化。

  從秦始皇改制的諸多內容來看,秦帝國是嚴格執行水德模式下的制度的,因「水德」尚黑、數六的內涵,從歷法、服色、用度、出行、紀數、音律均有統一的具體規定,滲透政治及生活的各方面,對國家政治和制度起到規範性和操作性的指導作用。

  「五德終始」說論證的便是新王朝的合理性和神聖性,表明其受符應、德運的天命庇佑依據,在這種與古代聖王治世一致的天命庇佑之下,新王朝的政治必將如聖王之道般清明綿長,故秦始皇「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雲雲除了是驕悠妄想之外,也有「方今水德之始」下以聖王自居,如黃帝、禹、湯、文王等聖王一樣獲得天命,開創王朝治世的野望,只不過從效法聖王之道,變成效法秦朝現實政治制度而己,因而任何人均不得非議和抨擊秦政。

  陰陽五行學說本就發端於燕齊之地,鄒衍尊顯於諸侯,表明陰陽五行及「五德終始」在戰國末期影響甚大,秦始皇改造「五德終始」說為核心的陰陽五行學說,以服務於現實政治,既是對秦立國以來的天命傳統的呼應,也是將秦國傳統推行至六國以做到強有力的控制和統治的有效手段。

  雖然其改造內容及刻法闡釋為社會所排斥,但「水德」意識形態為社會普遍接受,應是肯定的。陰陽五行滲透秦朝的政治制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影響甚至延續至漢朝,表明秦帝國以陰陽五行、構建共同價值體系的歷史實踐,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因而,秦朝以「五德終始」說為核心的陰陽五行學說,作為帝國統治的指導思想。從思想層面上來看,秦「暴政」的指導理論和思想淵源,也源自於秦始皇用以神聖化君權和帝國政權的「水德」思想理論,另一方面也導致文化整合的終結和文化專制的開端,與韓非法家思想主張無甚太大幹系。秦始皇將秦朝「重刑尚法」傳統推向極致的理論依據,是經其改造後的「五德終始」學說。

  作者/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