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桓公為何能成為霸主典範?因為他穩重、善於權衡利弊


摘要:由於穩重,他才善於權衡利弊,及時變招,一旦遇上問題或挫折,知道從中認真汲取教訓,盡快剎車,條條道路通羅馬,此路不順換他路,而不至於一條黑道走到底,直至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齊桓公伐楚

「春秋五霸」,真正名副其實的只有三位:齊桓公、晉文公和楚莊王。三人中間,楚莊王是「蠻夷」的頭子,出身本來就有「問題」。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線」(《春秋公羊傳》僖公四年),楚莊王統率「南夷」北進中原,問鼎之輕重,害得中國命系一線,危在旦夕,自然是大夥兒的「公敵」。所以,他際會風雲,一鳴驚人,爬上霸主的寶座,對那些諸夏本位論者來說,絕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純粹是屈辱的標誌,只是迫於形勢,大家才不得不強打起精神,膩膩歪歪、言不由衷地承受下來。由此可見,楚莊王盡管神氣活現,躊躇滿志,但在大家的心目當中,他根本算不得是五霸中的正宗角色,典型的「紫色蠅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雲爾」(《漢書·王莽傳》)。

晉文公當然不同,他是咱華夏自己圈子里的人,他要出人頭地,大夥兒不會有心理上的障礙。事實上,晉文公也的確夠爭氣,上台沒多久,便施展拳腳,幾個回合下來,便讓那曾經趾高氣揚、目空一切的楚國好漢趴在地上,動彈不得,使諸多中原諸侯終於熬到了揚眉吐氣、重新露臉的時候。就霸業之盛、聲譽之大而論,晉文公無疑屬於春秋歷史上的頂尖人物。可惜的是,他做事過於張狂,不大計較輕重,口口聲聲尊重周天子,其實視天子如玩偶,呼來喚去,肆無忌憚。這如何不教人對他的行為持幾分保留。加上他機心太重,韜略太多,用兵講求詭詐,謀事注重算計,更給人留下老奸巨滑的印象。無怪乎孔子對他要不無微辭了,「晉文公譎而不正」(《論語·憲問》)。既然是「譎而不正」,那麼晉文公在五霸中的地位,自然也得打上幾個折扣。

宋襄、秦穆不夠資格,晉文、楚莊又不無瑕疵,那麼「五霸」之中,也就只餘下那位齊桓公了。於是,人們便把齊桓公抬出來充當「五霸」的典範,孔夫子稱道他「正而不譎」;孟子的態度同樣鮮明,說是「五霸桓公為盛」。他們這麼說,可不是興之所至的信口開河,而是當時社會輿論的客觀反映。齊桓公身後受到人們的普遍懷念乃是不爭的事實,他生前的許多做法也曾為後人所效法模仿。公元前641年,魯、蔡、陳、楚、鄭、齊多國諸侯風塵仆仆、鞍馬勞頓趕到齊國搞會盟,中心的議題便是所謂「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左傳·僖公十九年》),這等於是舉辦了一場為齊桓公歌功頌德的專題國際論壇。公元前538年,楚靈王召集十三國在申地(今河南南陽北)開大會,在禮儀方式的選擇上,楚靈王也毫不猶豫地表示要向齊桓公看齊,「吾用齊桓」(《左傳·昭公四年》),透露出他企圖步齊桓之後塵,號令諸侯的勃勃雄心。這些史實說明,齊桓公才是春秋五霸中真正意義上的霸主,他身上所體現的才是純粹至高、正大光明的領袖風度,孔子說他「正而不譎」,真是說到了點子上。

《國語》

齊桓公的「正」,說白了也簡單尋常,就是他的處事,從根本上合乎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中庸」節制,凡事把握分寸,恰到好處,無過無不及,用最佳的方式做到了自己既定的戰略目標。這種境界,看上去平凡,其實最高明,非功力深厚者所不能至也!用今天的話說,齊桓公的厲害是他的太極推手功夫,核心不過是兩個字——穩重。穩重,再穩重,如果細加體味,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才是政治上的大智慧,戰略上的大手筆。

齊桓公的成功,取決於他的穩重。由於穩重,他才善於權衡利弊,及時變招,一旦遇上問題或挫折,知道從中認真汲取教訓,盡快剎車,條條道路通羅馬,此路不順換他路,而不至於一條黑道走到底,直至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歷史上有多少大人物,明明知道原先的計劃和方法有問題,但或因礙於面子,或因賭口意氣,或因心存僥幸,總是在那里死頂硬撐,結果事情是越來越糟糕,直弄到山窮水盡,無法挽回。然而,齊桓公與他們不同,他懂得該撒手時就撒手的道理,所以他成功了。

他剛登基時,也一樣是雄心勃勃,血氣方剛,老是想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早早確立起齊國的霸權,汲汲於「欲誅大國之無道者」。管仲諫阻他,告訴他時機並不成熟,「不可,甲兵未足」(《管子·中匡》)。可他全然當作耳邊風,一意孤行按著自己的性情去做,滿心以為中原霸主的寶座可以唾手而得。

然而,他的熱情之火,很快便讓長勺之戰那一大盆冷水給澆滅了。他引以為自豪的強大齊軍,居然讓曹劌率領的魯國兵馬殺得丟盔棄甲,狼狽逃竄,真是敗得無話可說,敗得窩囊透頂。不過這次出乎意料的慘敗,也有一個好處,就是使得齊桓公發熱的頭腦得以冷靜下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得以平復下來。既然憑借單純的戰爭手段連魯國這樣軍力很一般的國家都擺不平,那麼想靠它去對付比魯國強大十倍的楚國,比魯軍能打仗的戎狄,還不純粹是自討沒趣嗎!看來是不能單純依賴戰爭來做到自己的稱霸目標,而應該更多地運用政治、外交手段,伐謀、伐交、伐兵三管齊下,才是正道。齊桓公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他馬上調整了自己的爭霸戰略方針,改急取冒進為穩重待機,變單憑武力為文武並舉。而正是這種穩重的做法,才保證了他日後少走彎路,一步步走向自己事業的巔峰。

齊桓公的穩重,也表現在他善於正確判斷形勢,能夠根據實際情況與對手作必要的妥協,進兩步退一步,見好便收,在可能的範圍內滿足自己的戰略訴求。戰略是否成功,不在於戰略利益的內涵有多大,戰略目標的設定有多高,而關鍵要看它做到的可能性有多少。如果脫離實際條件,脫離具體許可,那麼,最好的戰略方案也等於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饑。所以,善於妥協本身就是戰略運籌中一門高明的藝術,是尋求戰略利益的一個重要手段。這方面的駕輕就熟,得心應手,無疑是一位政治家高度成熟的突出標誌。

齊桓公就是這樣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公元前656年舉行的召陵之盟,充分體現了他通過妥協的方式,做到雖說有限但卻實在的戰略利益的穩重政治風格。當時,楚國兵鋒咄咄北上,成為中原諸侯的巨大威脅,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線」。在這種情況下,當縮頭烏龜是不成的,保護不了中原中小諸侯,任憑「南夷」四處橫行,你齊國豈能稱為「霸主」。然而,如果心血來潮,孤註一擲,真的同楚國真刀真槍幹上一仗,弄得兩敗俱傷,恐怕也不是正確的選擇。最好的辦法,是出面組織起一支多國部隊,兵臨楚國邊境,給楚國施加巨大的政治、軍事、外交壓力,迫使對手作出一定的讓步。如此,既壓制了楚國囂張的氣焰,安定了中原動蕩的局面,又不必使自己陷入戰爭的深淵,付出過於沉重的代價。這叫做「全勝不鬥,大兵不創」,「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戰略運用上的「善之善之者也」。

齊桓公像

於是,齊桓公與楚國方面便在召陵(今河南偃陵)地區聯袂上演了一出妥協大戲,楚國承認了不向周天子進「貢苞茅」的過錯,表示願意承擔服從「王室」的義務,算是多少作了讓步,給了齊桓公所需要的臉面;而齊桓公也達到了警告楚國、阻遏其北進迅猛勢頭的有限戰略目的,於是也就適可而止,見好就收。這種戰略上不走極端,巧妙妥協的做法,可能會讓習慣於唱「攘夷」高調的人覺得不夠過癮,可它恰恰是當時齊桓公唯一可行的正確抉擇。

齊桓公的穩重,更表現為他善於把握時機,算帳算得十分精明,從不做賠本的買賣,總是用最小的投入,去換回最可觀的利益,不費多少功夫而贏得充分的好處,不損多少成本而博取漂亮的名聲。成本要低,回報要大,這是從事政治、軍事鬥爭時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衡量評估任何戰略決策高下得失的主要指標。「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絕不是聰明人所乾的事情,在戰略運用上,與其焦頭爛額,不如曲突徙薪。戰略利益是要爭取,但要爭得巧妙,爭得自然,爭得冠冕堂皇。否則便是犯傻,便是笨拙,落下話柄,留有後遺。

齊桓公的高明,就是求穩、求全,善於借力,走間接路線,做到名利雙收。他讓後人津津樂道的幾件大事,如遷邢、存衛、救助周室等等,都是投入甚少而收益甚大的合算買賣。譬如,他遷邢、存衛,並不是在邢國與衛國一遭到戎狄的攻擊,便立刻出兵援救,而是當局勢明朗之後才展開行動,所以當齊兵姍姍來遲,抵達邢、衛時,邢、衛早已被戎狄所攻破,這樣齊軍就不必去同戎狄軍隊作正面交鋒了,而只需要做點場面上的文章:收容一下邢、衛兩國的難民,然後再予以安置撫恤便成了。如此一來,齊軍並不遭到損失,但卻贏得了抗擊戎狄,拯救危難的美譽,齊桓公本人也幾乎成了人們的大救星,歌頌之聲此起彼落,高大形象聳入雲霄,「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左傳·閔公二年》),普天下感恩戴德,全社會謳歌頌揚,這時的齊桓公豈止是「霸主」,簡直是「聖人」了!這不能不教人佩服他的老謀深算,收放自如。春秋其他幾位霸主同他一比,還不是小巫見大巫,統統黯然失色!

正因為齊桓公處事穩重,深合中國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所以,盡管他在霸業上的成就似乎不及晉文公、楚莊王,然而在後世所得到的褒揚則遠遠勝過其他霸主,人們一提起他,總是想到他曾「一匡天下」,好像離了他,春秋這段歷史就成了漆黑一團,全是子弒父、臣弒君的一筆爛帳。幸虧有了這位「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的人物,才給人以三分寬慰,三分希望。一個人物能以這個姿態存活在歷史上,應該說他沒有在世上白混幾十年。

(本文為黃樸民教授專欄文章,文章版權歸屬本帳號,圖片源於網路,合作、轉載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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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黃樸民,男, 1958年生於浙江紹興市,1978年至1985年就讀於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學位,1988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山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文化網路傳播研究會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董仲舒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常務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史、中國軍事史。

代表性專著有:《春秋軍事史》、《天人合一:董仲舒與兩漢儒學思潮》、《先秦兩漢兵學文化研究》、《孫子評傳》、《何休評傳》、《大一統:中國歷代統一戰略研究》、《道德經講解》、《孫子兵法解讀》、《黃樸民解讀論語》、《刀劍書寫的永恒:中國傳統軍事文化散論》、《大寫的歷史》(系列三種)等;曾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文獻》、《學術月刊》、《中華文史論叢》等海內外各類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二百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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